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飞行时前途不明，垂下翅膀。君子出行，三天不吃东西。有所行动，主人有怨言。
明夷，可以理解为失意，艰难，我将其理解为前路不明。太阳落山了，黑夜降临，一只鸟看不到光亮，找不到方向，只能垂下翅膀，缓缓飞行。
这只鸟指代什么？
指代一个遭遇不公待遇的谦谦君子。他忙到废寝忘食，三天没有吃东西，但是上司还责备他工作干得不够好，事情做得不够漂亮。
唐武宗初登基时，前景混沌不明。其时宦官专权而相权不显，事无巨细皇帝说了不算，宰相说了也不算，宦官说了才算。
其实宦官说了也未必算，因为诏令颁布下去后，地方藩镇大多阳奉阴违。尤其当年安禄山赖以起家的河朔三镇，可能连样子都不屑装一装。
很长一段时间里，唐武宗只能夹着翅膀做皇帝。但他也在悄悄地谋篇布局。
中晚唐弊政的根源在哪里，是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吗？
不是。
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是果，不是因。
因在哪里？
皇帝弱而仕途滥。
为什么不说制度有缺陷呢？因为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任何制度都有缺陷。
人类历史上，没有绝对的法治、人治或是德治。
因为法由人定，由人废立，由人执行，不可避免地要掺杂人的意志。
而人类治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必须有或约定或俗成的一套行为规范及奖惩措施，否则天下岂不乱套？
而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奖惩措施的制定，必须依据人们公认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念。
也就是说，从古至今，法治、人治和德治一直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其区别只在于权重各有不同而已。
当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出发点的些微不同，往往会导致风俗、风貌、风气和观念的大相径庭。
说回唐朝，皇帝弱而仕途滥，导致皇权与相权疲软无力，以致宦官和藩镇权力失控。
皇帝能力强弱这个问题，在封建社会几近无解，就像当时的农民种田一样，收成主要看天。但真要烂到了根子上，烂到了骨子里，也不是没有办法：改朝换代。
唐武宗当然不会自己解决自己，他的治政能力也不弱，所以他要解决的是仕途过滥的问题。
仕途过滥的直接结果，是百官无能且拉帮结派，安于现状却贪赃枉法。
仕途过滥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唐代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科举制早已不可避免出现徇私舞弊的腐败现象。连官吏的源头都已经不清不白，浑浊不堪了，官场又如何能够清廉勤政呢？
唐武宗决定严格控制官吏的科举选拔工作，以此提升整个封建官僚集团的素质。
他首先从制度上控制进士及第的人数，以此强化考核，遴选真才实学者。接着他又对新科进士的实授作了严格的规定，要求进士们至少要在基层工作两年，经考核合格后才能实授官职。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不仅有才能，而且多少懂得一些民间疾苦。
实际上，相比科考制，门荫制才是腐败的重灾区。
许多官宦世家子弟因为能自幼授官，故往往“多不求学”。这些不学无术的膏粱子弟一旦进入仕途，必然大大拉低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
因此在优化科考制度的同时，唐武宗又对朝官的门荫特权进行了限制，同时要求官员不得随意兼职。
为尽快提升朝官集团素质，唐武宗进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从重从严，以严刑峻法惩治贪污腐败。
公元841年正月，唐武宗下诏，称官吏贪赃枉法不应有特殊待遇，文武官员贪污丝绢三十匹及以上者，杀。同年二月，他再次下诏，称官吏贪污满千钱者，杀。
唐武宗一朝有三次大赦天下，但“官吏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者一起，均不在大赦之列。
唐武宗的廉政建设不仅反贪，而且还狠刹宴饮游乐的风气，严禁官员无节制的游宴，并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
宴饮游乐本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进士曲江集宴更是官僚结党的绝佳场所。
在唐朝，读书人通过乡试要参加一次鹿鸣宴，通过礼部考试进士及第后要参加一次曲江宴。通过吏部选拔之后还要来一次烧尾宴，寓意“神龙烧尾，直上青云”是也。
顾名思义，曲江宴通常在曲江上举行。曲江位于京都长安城东南，在唐朝是皇家园林所在地。皇城根下，地位不是一般的高。
不知何时开始，同期进士们总要相约在曲江畔的杏园中举办一次宴席，大家觥筹交错，谈笑风生，称兄道弟后，再由吏部安排去处，各奔东西。这个宴席，就是进士曲江集宴，简称曲江宴。
既然是未来的朝廷新贵聚会，场面当然足够隆重：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
不仅隆重，而且活动足够丰富，现场足够热闹。诗人刘沧在唐宣宗年间高中进士，作为与宴人员，他作了一首七律《及第后宴曲江》：
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