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海涛十分尊重汪树清老人。他从小就喜欢和方锐、刘兰兰、张欣、王海龙等人听他讲述三五九旅参加保卫延安、攻打瓦子街等战役的故事，听他讲述参加南泥湾大生产的故事，听他讲述跟随王震将军挺进新疆开发戈壁荒滩建设新农场的故事……如果说他和方锐没有遗传基因却都喜欢文学的话，汪树清老人的故事就伴着他们成长，给他带来了创作灵感，称得上是他们的文学启蒙老师了。
“老汪叔，我们这会儿没什么事，想到外面去随便转转！”
见老人跟了上来，钟海涛放慢了脚步，漫不经心地回答。
“真要是没什么事的话，那你们就到我家去坐坐吧！”
钟海涛没有推辞，领着方锐一起来到汪树清家里。
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住房，从外表上看，和三分场职工住房没什么区别，只是比普通职工住房面积稍大一些。院子里有一块小菜地，是靠自来水浇种的，地里的小青菜长得水灵灵的。汪树清的老伴陈淑芬正在菜地里拔草，看见钟海涛、方锐来了，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看见老伴在不停地忙乎着，汪树清连忙招呼她：“淑芬，快到屋子里去休息一会儿吧！”
陈淑芬答应了一声，赶紧回到房子里洗了洗手，拿起一块布将桌子旁边的凳子理了理。
钟海涛和方锐随汪树清老人走进房子里，在桌子旁边凳子上坐下来。
汪树清看到钟海涛胸前露出印有红色“奖”字的白色背心，笑了笑说：“海涛，我也有一件奖品，这些年来一直没舍得拿出来，今天拿出来给你们俩看看。”说完转身从里屋子里拿出一个小木箱子放在桌子上，然后轻轻地打开，再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层黄色的布面，一面红旗呈现在他们眼前。
汪树清老人将红旗拿出来展开后，双手轻轻地抚摸着已经褪了颜色的红旗，深情地说：“海涛，我们刚到五一农场的时候，也开展劳动竞赛，那时的劳动竞赛如果获胜了，连一条毛巾、一块香皂的奖品都没有，就是奖给一面大红旗。”老人边说边无限深情地抚摸着那面已经退了色的大红旗，动情地说：“海涛，为了能得到这面大红旗，我和我的伙伴们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接着，汪树清老人向钟海涛和方锐讲述了一九五六年他带领全班青年修渠时，夺取这面红色奖旗的故事：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们刚进驻五一农场的时候，就投入到修建总干渠的大会战。因为如果不及时修建总干渠，不仅开垦出来的荒地没法种植，就连人畜饮水都非常困难。当时的五一农场抽调出一千多名青壮年组成十个青年突击队，我那个时担任第十突击队队长。五一农场党委为了完成艰巨的修渠施工任务，开展了队与队、段与段之间的劳动竞赛。竞赛的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要工效高，二是要质量好，三是要安全无事故，四是要提前完成修建任务。那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冬天在托木尔峰山脚下的野外进行作业，寒冷的西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难受。我和我的战友们吃住都在戈壁滩上。有时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在工地边啃上几口冰冷的窝窝头，接着又继续干。在这样的艰苦生活条件和恶劣的气候环境下，干部职工们的干劲丝毫没有减弱。那时我带领第十队的突击队员们为了夺取这面大奖旗，就把大家召集起来召开‘诸葛会’，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怎样才能提高修渠工效。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涨。有的主张把工段分到每个人，有的主张延长劳动时问，也有的主张把队员们分成两班，一个班干白班，一个班干夜班。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后，最后拿出的办法是：把精干的突击队们组织起来晚上搬运鹅卵石到施工现场，白天专门施工。这一招果然灵，工效一下子提高了许多。那时候我比较年轻，不仅负责白天施工，晚上还带领突击队员们挑石头。有月光的晚上要好一些，没有月光的晚上就难办了，来回四五公里的路程，还要挑上五六十公斤重的石头，没有亮光是不行的，我就挑选出一些强壮的年轻人，晚上提着马灯干。当时的第五突击队看到我们的工效提高得很快，也学着我们干。他们突击队里有个叫钱运华的年轻人，别看他个头不算高，力气也很有限，可他挑的石头总比别人要重，跑的趟数也比别人要多。那天晚上，由于夜黑，他的扁担压断了，一块大石头从筐子里掉下来，砸在他的腿上，鲜血直流，他就悄悄地坐在离路边比较远的一块石头上包扎一下。天气太冷了，谁知他一坐下来，就再也没能站起来。等到我们发现他时，他面前的一大摊血已经凝固成血冰块了。我们修渠的全体突击队员们含泪将他葬在离大渠不远的地方，让他日夜看护着他曾为此付出生命的这条大干渠。
由于晚上把石料备得很充足，第二天又加紧修渠，这年年底，我们终天完成了修建大渠的任务。一九五七年开春，边疆第一条干砌卵石渠道终于完工了，清清的天山雪水从新修的总干渠里流进了我们五一农场。
修渠大会战结束后，虽然第五突击队的修渠任务和我们是同一天完成的，在场里组织检查验收时，他们质量甚至还超越了我们，可由于出了安全事故，他们终归没能拿上这面大红旗。我们第十突击队拿上这面大红旗后，全体队员们欢呼着、跳跃着，围着这面大红旗抚摸着，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后来，我就将这面大红旗精心收藏起来，一起保存到现在。”
说到这里，汪树清老人又轻轻地抚摸着那面大红旗，就像对待婴儿一样，生怕手重了会伤害了她那娇嫩的皮肤似的。
“每年夏天过去后，老汪总是提醒我，让我把这面大红旗拿出来晒一晒，说千万别让它发霉了，虫蛀了。”陈淑芬说完，又慢慢地将红旗收起来，叠好后，用黄布包好后，仍旧放回箱子里。
钟海涛和方锐已经明白老人讲这个故事的用意了。望着汪树清老人额头上那像刀刻一样的皱纹，钟海涛动情地说：“老汪叔，我知道自己错了，今后决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海涛，知道错了就好，能及时改正更好。每个人的工作都不能保证没有一点失误的，关键是怎么对待失误，这是工作态度问题。”汪树清老人说完，小心地捧起小箱子走进卧室里。
从汪树清老人家里出来，夜色已经降临了。灰蒙蒙的天空已经雾散云开，浩瀚的大漠敞开她那博大的胸怀，把她那最婀娜、最温婉、最坦荡的一面呈现出来。嫩绿的杨柳在清冷的天气里张扬着蓬蓬的希望，鹅黄的小草在寒风里探着脑袋对未来充满着憧憬。渺渺袅袅的炊烟，清清朗朗的苍穹，巍巍的天山，皑皑的雪峰，把塔里木的田野渲染得如一幅山水画。
把方锐送回去后，钟海涛赶紧回到家里，草草地吃了饭，就急忙赶到中耕地号里，坚持要将刘兰兰换下来。
刘兰兰拗不过，只好对他说：“这样吧，海涛，上半夜你来中耕，我下半夜过来替换你，这样我们两个人都不那么累了。”
“好的，兰兰！”钟海涛说完，便集中精力地进行中耕作业了。
看到钟海涛的情绪好多了，刘兰兰高兴地离开503地号。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已经到五月底了。
按照五一农场党委的安排，到五月下旬就要部署第一次棉花和粮食等农业生产田间管理大检查了。
事实上，农场人都知道，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就有了这个规定。各分场领导对棉花、水稻等作物的田间生产管理大检查都是高度重视的。如果田管工作抓得好，拿上了先进单位，不仅可以得到一笔丰丰厚厚的奖金，而且还能风风光光的站在全场生产管理总结表彰大会的主席台上滔滔侃侃地介绍先进管理经验，场主要领导还“田管生产先进单位”的锦旗送到手中，真可谓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的好事情。所以，各分场领导们都很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田间生产管理工作抓得更紧了。
五一农场党委常委、分管农业工作的副场长许长春这个时候比平时更忙了。这一阶段他几乎天天要往各分场跑，不仅要看哪个单位哪块地号的棉花和粮食等作物长势好，还要寻找一些有管理特色、田边地角杂草除得十分干净的条田作为现场会的样板，让各分场领导都来观摩学习。
这一天，许长春来到三分场。
场长刘天明正为迎接生产管理大检查的事在地里奔忙着；支部书记闫俊辉和副场长赵踊跃以及其他业务干部也都在挂钩地里监督着，三分场办公室里只有方锐一个人在。她是专职文教，许多工作是要在办公室里完成的，所以，三分场党支部让她留守在办公室里。
见许副场长来了，方锐立即放下手中的活，给他倒了一杯开水，然后打开广播，用纯正的普通话喊起来：“请刘场长、闫书记听到广播后，回到办公室一下，有领导找您，再广播通知一遍，请刘场长、闫书记听到广播后，回到办公室一下，有领导找您！”
架在房顶上的高音喇叭声音传得很远，足以让三分场各地号人员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许长春看到三分场的领导们都不在办公室，就来到办公室门外，点燃上一支香烟后，一边抽着一边来回走动着。
给许长春开车的驾驶员夏侯雨听到高音喇叭广播通知后，知道三分场的领导们都不在办公室里，就拿着水杯准备到办公室里加些开水。在正常情况下，给场领导开车的驾驶员一般是不太下车的。如果领导们在办公室谈工作，驾驶员只能坐在车内，或是找间空余的房间等待着，因为领导们之间谈论工作上的事情，驾驶员是不能坐在一边旁听的，这一点五一农场办公室主任也曾经多次在驾驶员会议上作过要求的，并严格要求驾驶员们严格做好保密工作。但副场长许长春的驾驶员夏侯雨却很少按要求去做。他是五一农场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夏侯霖的儿子，所以身份就有些特殊了。
夏侯雨上小学的时候就不爱学习，“文革”那阵子学校开课不正常，他就在班内瞎混，文革结束后，学校逐渐恢复正常，他因学习基础比较差，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就参军到部队去了。当时，他的父亲已经恢复了领导职位，母亲也回到场部中学教书了，他参军后在部队里学会了开车，算是有了一技之长。从部队复员后，他就直接安排在五一农场机关当了一名驾驶员，给场领导开车，这在当时的复员退伍军人中，算是最好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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