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上有一个怪现象：只要一出问题，就有人会扼腕叹息是“制度问题”。似乎所有的责任与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质量好坏毫无关系，一切都是“制度惹的祸”。
真的是这样吗？
大同煤焦集团某矿职工家属刘金莲始终弄不明白，她那花儿一般的女儿被人告知突然自杀了，这消息如晴天霹雳。但最令她无法明白的是，在女儿自杀后的十几年里，她以一位母亲的那份真挚感情去追问其女儿死因时，问题竟然变得如此复杂和困难——
刘金莲的女儿名叫张喜荣。死亡时年仅24岁。生前与附近一煤矿男青年张某恋爱，并于1991年9月到民政部门领过结婚登记证。相处后感觉两人性格和感情很不谐和，张喜荣一直不愿过门到张某家生活，始终在自己母亲刘金莲家居住。
1992年6月27日中午前，张某来到刘金莲家，说有事找张喜荣，于是张喜荣向母亲告别后随张某到了张某姨妈家。不知何故，两个人下午又分开了，张喜荣独自留在张某的姨妈家，张某则外出走了……晚上6时半左右，邻居刘某回家后闻到屋里有股刺鼻的煤气味，经查找，发现是四层张某的姨妈家泄漏出来的，便急忙给张某打电话。张某赶回来，见门反锁着，一脚踢开门，直奔厨房，关掉煤气阀门。再转身寻找留在屋里的张喜荣，竟然看见张喜荣在煤气管上上吊了。“喜荣！喜荣——”张某惊恐万分地边喊边将张喜荣从煤气管上抱下……这时，张某的姨妈和其姐妹等人闻讯赶来，几个人慌忙将张喜荣送往医院，经医生检查，张喜荣早已死亡（以上情节是事后张某向公安人员描述的）。
张喜荣的母亲刘金莲是第二天一早才知道女儿出事了。当她赶到医院时，任凭怎样的哭天喊地，女儿冰冷的身子直挺挺地躺在那儿，再也不可能回应一声“妈妈”了……
女儿死得突然，死得叫母亲刘金莲无法接受。“前一天离家的时候，还好端端的，今儿个咋就没有了……我的荣荣你死得好冤！死得好惨啊！”刘金莲抱着已经僵硬的女儿尸体，几度昏死。
刘金莲对“女婿”张某早就不满意，如今女儿不明不白地“自杀”，能这么简单地了事吗？“她不会自杀的！”这是母亲的第一个直接反应。
于是在对方提出火化时，刘金莲坚决反对：“是你们杀了我女儿！你们是凶手！”
刘金莲一边流着悲痛的泪水，一边强烈要求公安部门作调查，并且制止对方火化女儿张喜荣的尸体。
医院只得把张喜荣的尸体暂时安置在医院的太平间冰柜里……十几天后，一份由当地矿区公安分局出具的关于张喜荣之死的调查报告到了刘金莲一家手里：
经大同市公安局法医对张喜荣尸体进行第一次解剖认定：
1死者尸体呈鲜红色，血液中含有co，属40％的轻度中毒。
2死者颈部索沟有表皮剥脱皮下出血反应。
3死者张喜荣系生前缢死。
“不！我女儿不会自杀的！她凭啥要自杀？她刚刚拿下了大专函授考试……她好好活着，荣荣不会自杀的！绝对不会……”刘金莲拿到“调查报告”的一刹那，还没有说完话就又昏死过去。
当她醒来的第一个反应是：找懂行的人来看这份“调查报告”里的问题。“懂行的人”很快告诉她：这份“调查报告”里的结论有“技术问题”，“co中毒的典型临床表现是面呈桃红色！他杀可能非常大”。
本来就认定是那个不怀好意的“女婿”杀了自己女儿的刘金莲更坚信女儿是被人害死的。她找到矿区公安分局追问，公安分局的人告诉她：我们的鉴定就是这个样，你女儿上吊自缢的事实不容置疑。
“这不是事实！你们在胡说！”朴实的农家妇女刘金莲一听公安部门的答复就跳起来。她是女儿的母亲，比谁都了解女儿的心：早在两年前，女儿曾与一直纠缠自己的“男友”张某出现矛盾，后来发展到闹翻要分手的地步。但张某死活缠着张喜荣不肯撒手，甚至到后来想用“结婚证”死死拴住张喜荣，以为这样可以使张喜荣“回心转意”。但之后的日子张喜荣不仅没有改变想与张某分手的主意，而且一直居住在自己的娘家。在“上吊自缢”的几个月前还将张某送她的“彩礼”全部退还，准备同张某彻底断绝关系。
“荣荣对这桩婚事早就不满意，早就不想理那人了。可那姓张的厚着脸皮死活不放过荣荣……”刘金莲过去为了女儿的脸面，从不愿对外人说这样的事，可现在女儿没了，她再也不想隐瞒什么了。
刘金莲一家的状况令人同情。就在女儿“自缢”前一年，刘金莲的丈夫已在一次矿难事故中身亡，留下她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女儿荣荣是唯一可以与她一起支撑这个破碎的家的亲人，这也使得女儿经常会把埋在心头的所有委屈无一遗漏地诉说给母亲听。
“我了解孩子，她绝不会自杀的！她凭什么要自杀？她要是有三长两短的想法能不告诉我当妈的？”刘金莲认定如果不是张某迫害或动手杀害她的女儿，不可能有现在的这个悲剧。
在刘金莲的坚持下，放置在医院太平间冰柜内的张喜荣尸体被第二次拉出来作尸检。时间是1992年10月13日。
此次医检的结论依旧：张喜荣“系生前自缢”。根据刘金莲的要求，大同矿区公安分局刑警队作出了判断张喜荣上吊自杀的“四条理由”：
1根据法医对尸体解剖，张喜荣尸体没有被钝器所伤，尸体完好无损；
2张喜荣上吊现场是在四楼中门，现场没有发现其他可疑情况，凉台完好无损。家中正常；
3张喜荣上吊现场的门是邻居12号的袁宝生用脚踢开的。门是从里面用锁子给挂住的，袁宝生能证明当时踢开门看见了现场；
4有大同市公安局法医对尸体进行解剖得出死因，张喜荣系生前缢死。
两次尸检，结论无异。照理，刘金莲应该就此罢休。但刘金莲没有，她反而坚信自己的女儿之死是“他杀”所为。因为她从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情况看，以下几个关键疑点无法让她信服其女儿张喜荣不是他杀：
一是公安部门始终未给出死者的死亡时间。而这，刘金莲认为“非常关键”，因为如果她女儿死在6月27日下午4点前，极有可能是被人残害后再伪装成煤气泄漏，并将其挂在煤气管上伪造成上吊自杀现场。
二是即使张喜荣与张某吵架，也不至于想不开竟然自杀在张某的姨妈家。
三是张喜荣死在张某姨妈家的厨房内，其空间十分狭窄，死者如上吊后踢开凳子，造成不了凳子“四脚朝天”状，而公安人员告知当时张喜荣自杀现场的凳子是“四脚朝天”的。
四是死者牙关紧咬，舌头未吐，脚尖未垂，这与上吊自杀的特征不符。
刘金莲作为母亲，除了对上面这些事实存在疑问之外，还有两件事更让她确信女儿是被人害死的。那是女儿死后不到一个月的7月25日这一天，刘金莲依然像往常一样来到医院的停尸间看望早已冷冰冰躺在冰柜里的女儿，太平间的一位师傅很神秘地告诉她：张家（与张喜荣订婚的张某家）说了，今晚要来取张喜荣的尸体，你知道不知道这事？刘金莲一听大惊：他们想干什么？分明是想灭尸掩罪？刘金莲快速看了一眼女儿的尸体后，立即返身找到办案的公安部门负责人报告了此事。人家一听，满不在乎地告诉她：他们偷走尸体有什么用？别管他！说着忙其他事去了。刘金莲着急啊，女儿不明不白这样死了，现在事情还没弄个明白，假如尸体被人偷走毁了，不更成无头案了嘛！刘金莲心急如焚，带着几个亲戚，当晚守候在太平间。上半夜，刘金莲等轮流看守，却未见“贼”来。又过数小时，将近清晨时，只听门外“突突突”地响起几辆机动车声。刘金莲等出去张望，一看果真是张家的人，共八条汉子，三辆机动车。“你们想干什么？”刘金莲怒喝一声，顺手操起一根铁棒，直冲过去。来者见势不妙，发动马达，掉头就跑。事后刘金莲对医院和负责办案的公安部门警告说：如果有人敢偷走她女儿的尸体，她刘金莲就跟谁拼命！
母亲誓死保护已去天国的女儿遗体，让一些人再不敢贸然行事。新的尸检报告不能让刘金莲信服，停尸间又一件令她更不能容忍的“意外事件”发生了：那天她再上停尸间看望女儿，双脚刚踏进停尸间，只见眼前团团热雾笼罩……冷库里怎么会冒热气呀？刘金莲正迷惑不解地往里走时，她被近在咫尺的一个“怪物”吓得大叫一声：啊——这是谁呀？躺在地上的是个赤条条的、四肢蜷曲着的、没有气息的男人……
“是老刘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把他拉开……”这时停尸间的李老头过来一边给刘金莲赔不是，一边赶紧动手将躺在地上的一具男尸拉走。
刘金莲的心依然怦怦直跳。停尸间里见死人本不会让她惊吓，问题是她没有想到那男尸会横放在进门的地上，换谁都会在没有半点防备的情况下吓出一身冷汗。这事人家工作人员赔了不是也就算了，可当刘金莲走到安放女儿尸体的冷柜时，不由火冒三丈：热腾腾的气流下，女儿的尸柜竟然敞开在外……
“老李，这是咋弄的？这么热的气儿，我女儿的尸体不全完了吗？”刘金莲愤怒地责问看守的李老头。
“哎哟，真是怪了，你女儿的冷柜怎么会敞着嘛！我马上关上！”惊慌失措的李老头赶忙将张喜荣的尸体冷柜往里合上，又一副真诚的样儿直向刘金莲赔礼道歉。
“之后我女儿的尸体就开始腐烂，没有多少时间就根本不成样儿了……”刘金莲事后极度伤心地说。年纪轻轻的女儿突然死亡，并被告知是“上吊自缢”，刘金莲本已心存疑点多多，如今又连续出现尸体被人企图抢劫和“意外”腐烂之祸，这样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
“尸体腐烂了，死因咋个查清呀？”悲恸欲绝的刘金莲这回上了省城，她心想，省城的医检专家一定比大同的要“技术高、心眼好”。可省城太大，从没出过远门的刘金莲发现省城太原不仅城市比大同大出好几圈，想找一个说得明白又能听她申诉的人其实比大同要难得多。最后没有办法，刘金莲打听到省委的地址后，便在隔日的大清早，穿着一身孝服，见有武警站岗的省委大门后，便双腿“扑通”跪在地上，一声“我女儿死得惨”
的悲号，立即引来满街围观者。
“大娘，快起来!这儿不能闹!”刘金莲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几个穿制服的警察拉起来送上了一辆警车。
“我女儿死得冤枉，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喊冤”刘金莲责问押送她的公安人员。人家板着脸告诉她：省委门前吵闹是违法的，有事可以找主管部门。
谁管我女儿的事啊刘金莲抺着眼泪问，顺手将备好的“冤状”递给公安人员看。
你不是想请法医吗应该上省公安厅嘛！
于是刘金莲费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找到那个威严的省公安厅办公地。两眼一抺黑的贫民老妇能引起当局注意的只有哭跪和叫冤，否则即便是饿死街头怕也难有人出面过问一句。
山西省公安厅的领导对刘金莲申诉女儿冤死一事不能说不重视。他们立即派出专家赴大同市，会同当地法医一起对张喜荣的尸体作尸检。时间是1993年元旦刚过的日子。
“他们来后，又对我女儿开膛剖肚，剐走好几个脏器……”刘金莲说到此处，老泪纵横。凭心而论，眼睁睁看着已经面目全非的女儿尸体，刘金莲怎么能忍心任人扯动女儿哪怕是一根头发可为了弄清其死因，刘金莲一忍再忍，这种悲怆欲绝的经历，普天下的母亲恐怕只有她刘金莲有过。
“荣儿啊，你死得不明不白，又要受这样的苦，妈对不住你啊……”当省城的法医提着女儿的脏器离开停尸间时，刘金莲伏在冰冷的尸柜上，几度哭死过去。
在期待中的那些日子里，刘金莲几乎每天都要上停尸间看望一次女儿，可每当她看一眼女儿那不成样的模样时，作为母亲的她，不是悲恸得昏死过去，就是难过得直恶心。“……到1995年后，女儿的尸体腐烂得实在不像样了，我看后常常做噩梦，所以打那以后就不再去停尸间探望了。”刘金莲对我说此话时，双手捂着心口，眉宇间堆起无限痛楚。
1993年1月11日，一份签有山西省公安厅副主任法医武某大名的《张喜荣死因复核鉴定》出台。这份鉴定共有4页纸，后附张喜荣自杀现场示意图1张，现场及尸体照片50张，无论从法医的专业水平和材料的要求上，都可以说是相当规范的。尤其如“鉴定”上所言：在尸检之前，大同市公安局的一名副处长会同省市和矿区公安分局的侦查、技术干部对张喜荣一案重新作了全面调查访问，并对现场进行了勘验和复核。首先征求了张喜荣亲属意见，查证了有关张喜荣死亡前后的基本情况，走访了原始现场的发现人，认真审查了现场有关证据并在现场反复试验，仔细审查了尸体原始资料等等，从“基本案情”、“尸体上具备吊死征象”、“现场为自杀现场”和“有自杀原因”等四个方面最后得出结论——张喜荣因对婚姻不满，吸入煤气后自缢死亡。
那天，4页纸的“鉴定”如千斤铁石，从刘金莲的手中滑下，落在地上……
手捧女儿遗照的她，脑子一片空白。“之后的十几天里，我成了一个白痴，脑子空空的，啥事都不知道。”刘金莲说。
不行，荣儿不是这样死的！荣儿不能白白死去！刘金莲始终不信公安部门所作的她女儿“自缢死亡”结论。她认为公安部门有人“私通一气，包庇罪犯”，为了“洗清沉冤，查明真相”，体弱多病的刘金莲怀着悲愤与一丝希望，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上访之路……
那些没有尊严、饥寒无常的漫长岁月是怎么过来的，刘金莲说可以写三大本书。“过去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不认得字，后来为了弄清女儿死因，我学会了写状子、给领导写信……”我无法相信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妇会有如此顽强的意志和毅力。这也使我想起了本文主人公梁雨润对我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拿出上访人员百分之一的精神来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再有多少上访人员了，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和谐得多。
身为母亲的刘金莲，对女儿之死由公安部门给出的死因结论无法认可，所以她认定女儿死得冤屈。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儿女一旦出现这样的不幸，相信天下的父母都会与刘金莲一样，必定追问个明白。因为儿女的生命在父母心头重如泰山。
连续三次尸检，看着女儿长久地躺在冰冷的太平间尸柜里一天天腐烂的凄惨情景，换了谁都会撕心裂肺……而盖着矿区公安局、市公安局、省公安厅大红印章的一份份法医鉴定书，犹如大山压在刘金莲的心头，令她窒息难忍。
“女儿死得不明不白，我做母亲的哪能咽下这口气？！”刘金莲对天发誓：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找出“凶手”。
“去吧，只要你能找到弄得明白荣荣咋死的专家，我们就是闭了眼、蹬了腿，也会在家里等你回来。”在刘金莲第一次准备离家上京城时，年已80多的公婆挽着两个刚过10岁的孙儿对儿媳说。
“妈，我会照顾好弟弟的，你去吧，早点回来……”大儿子抹着眼泪，给母亲的衣袋里放进两个煮熟的鸡蛋。
第一次进京，刘金莲走出火车站出口后就迷了路，本来到公安部的路没几站地，她却转悠了大半天，花了十几元公交车费、跑了足足几十里路才在天安门国旗下降时摸到了公安部大门……北京的“官”办事就是不一样，“大娘您放心，我们马上责成山西省有关部门一定帮您把事情弄明白！”
刘金莲听了这样的答复，心头涌起欣慰和感激。“哎，我听同志您的话！”在火车站给公婆和两个儿子买了几样“北京小吃”后，她便回到了大同老家，静静等待结果。
五天、十天……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咋省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刘金莲担心起来，便再次跑到省城去问，人家一脸不高兴地告诉她：你女儿的死因结论清清楚楚，你还有啥冤嘛！
咋没有冤？北京的领导都同情我，你们咋就不听中央的话？刘金莲气愤地责问省里的干部。
人家有修养没发火，倒是脸上堆着讥讽的笑容说：中央的话我们当然要听，可实际情况我们也要如实汇报。你女儿的事，我们已经做了三次尸检，结论都是一致的，你再跑也没有用。说完，人家转身给了刘金莲一个背影。
刘金莲火了，咋，我一个小百姓你们就可以这样欺负我？我不信这个邪，再上北京申冤！
再次来到北京。再次找到那个说“一定帮您把事情弄明白”的“官”。这回这个“官”有些为难地耸耸肩，说：你们省里说已经做过几次尸检了，结论都是一个样。这事看来难度不小……
同志啊，你一定帮大娘看看还有啥法子，大娘我给你磕头了……刘金莲说到这儿，双腿“扑通”就跪倒在地。
大娘您千万别这样！别这样……那“官”赶紧扶起刘金莲，然后好心地对她说：如果大娘还是怀疑你女儿死得冤，恐怕得找更好的尸检专家帮助重新做一次尸检。
“只要能为我女儿申冤，我就是一辈子去讨饭也心甘情愿。”刘金莲说。
请大专家可不是容易的事，你能请得动吗？那“官”紧锁眉头说。
刘金莲说，同志你给指条路就行。
恐怕得找你们省里主要领导。
啥是主要领导？
就是省长、省委书记呗！
噢。刘金莲点点头。当日，她回到太原，来到省委大门口。再次穿着一身白色孝服，双膝下跪在大门口，嘴里哭喊着“冤——！”警察和信访局的人过来一看，说：怎么又是你啊！
刘金莲不理会，说：“我女儿的事一直没给解决，当然我还要来嘛！我要找省委书记……”
“省委书记那么忙，你怎么不体谅领导的难处？”人家这样对她说。
“我不管，反正今天见不着他，我就天天在这儿等他！”刘金莲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行，这是省委办公的地方，你不能这样随便坐在大门口挡道！”几个公安人员便将刘金莲抬起来就走。
刘金莲被强行劝离省委大门口。她不服，你不让我找省委领导，我就偏要找他不可。你一次把我拉走，我就来第二、第三次，看你们拿我怎么样！
省委、省政府大门口的执勤公安人员吃的就是维持省委、省政府大门口治安的饭，其中最主要的一项任务便是劝说和制止那些上访人员和滋事闹事者。你刘金莲来一次，我就劝你走开一次，你来十次，我们就劝走你十次。你赖着不听话，我就依法对你采取措施。
刘金莲心想：你是人民的政府，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能不为百姓办事、不为百姓着想吗？你说我闹事，我就是闹事！我不闹，你们就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们把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就不闹了！你们要不给百姓办事，我就天天上省委大门口来闹，看谁能熬过谁！
从此，刘金莲和省委省政府大门口的公安人员及信访人员展开了“拉锯战”——刘金莲隔三差五地鸣冤递状子，公安人员及信访局工作人员就隔三差五地将其拉走送回大同去，惹急了就让刘金莲在“小号”里蹲几天；而每蹲一次，刘金莲上省委、省政府闹得便更凶，直到彼此都精疲力竭，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再深谈一次……
公安和信访人员：大娘你就别闹了，我们想法再把你的问题向领导反映一下好吗？
刘金莲：你们要向领导反映上去了，他们出面来解决我的事，我就不会再闹了。
又一位某部门的领导出来询问刘金莲咋回事。于是刘金莲从头到尾又得将女儿的事倒出来重复陈述一遍……时至1995年初，省委办公厅领导出面了解刘金莲的事，并责成省检察院来处理这件事——因为刘金莲现在的申诉是公安部门（包括省公安厅在内）的专家们不能对她女儿死因作出“公正结论”。
这年3月14日至19日，省检察院派法医会同公安等部门原调查人员再次对张喜荣死因进行勘察与座谈，并于当月25日邀请省医学院、省公安厅、太原市公安局等单位的教授、专家进行分析讨论。省检察院在重新审核原法医结论基础上，独立对张喜荣的尸体进行了勘察，结论是：尸体已高度腐烂，呈霉尸变，软组织结构不能辨认，已失去检验条件。“因此对刘金莲申诉中提出的疑点，也难以作出有针对性的答复。”
“这回大娘你该信服了吧？”有人将省人民检察院（95）晋检技字第2号文件拿给刘金莲，希望她从此息诉罢访。刘金莲悲切而又意外地沉默了，并于当夜离开了省城……
“什么？她又跑北京闹去啦？”不几日，省信访局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说刘金莲又在北京敏感的地方“闹事”，让山西火速派人领回。
这个刘金莲，她到底有完没完？山西方面有人大为光火。
就是没完！当初我女儿尸体好端端时，如果你们公安部门查个水落石出，我就不会闹到这个样！现在你们说我女儿的尸体腐烂了，无法尸检了，你们不负责谁负责？谁还我死去的女儿？刘金莲“哇”的一声凄惨的哭喊，让心肠再硬的人都感到毛骨发冷。
刘金莲还在闹，到省城、到北京，找所有她认为需要找到的领导……
终于有一天，省委书记亲自出面将刘金莲等五个在北京挂上大名的“山西上访五大嫂”请到办公室，一一询问她们的申诉请求。
“老刘啊，还有你们几个……你们听我说一句：既然你们的事我们山西公安、检察方面的专家拿不出令你们信服的结论，那我就去请国内最好的专家来给你们把案子弄明白！老刘你们说这样可以吗？”
“行！有您书记这话，我们这些年吃的苦和流的眼泪算没白费……”刘金莲握着省委书记温暖的手，热泪盈眶。
北京的专家很快来了，据说省里为了请这些顶级专家来给刘金莲女儿死因等案件做复检，花费了好几十万元钱。
仅凭这一点，再说党和政府不为老百姓办事实在没有道理了！
可是，如盼星星、盼月亮般的刘金莲，在接到北京来的专家们给出的女儿死因最终结论意见书时，她的眼泪彻底地干涸了——从调查和尸体检查看，没有证据表明张喜荣不是上吊自缢。
那是一个异常黑暗的长夜，心里装着千言万语、眼眶里盈着江河般泪水的刘金莲又一次来到太平间，一整夜伏在装着女儿尸体的冰柜上，却没有说出一句话，没有流出一滴泪……
“老刘，你也算是个明白人，为了你的申诉，上上下下这么多年没有少操心，事到如此，你也该死了这份心吧？”又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山西省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将刘金莲从北京接到太原，非常诚恳地对面无表情的她这样说。
刘金莲摇摇头，不紧不慢、不高不低地说：只要不给我个明白，我上访的心不会死。
唉，我们拿你真的没有办法！省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之后，似乎真的没有人再管刘金莲的事了。每一次她出现在省城或被从京城接回太原后，便不再有人前去过问和接手她的申诉了。
“我们没法管了！再做一百次也是原先的结论，再说她女儿的尸体已经根本不可能作尸检了。老刘她不服可以理解，但我们办案也得根据事实和科学依据嘛！”省里、市里接手刘金莲申诉的工作人员给不出新的意见，刘金莲的每一次“闹事”结果，只能得到这样的答复。
而与此相应，刘金莲在每一次“闹事”后由于得不到新的答复，又义无反顾地继续她的上访申诉之路，她内心的不服与不屈被超顽强的精神支撑着，又是一年、两年……当刘金莲再次从京城回到家时，已经有了儿子的儿子对她说：“妈，这么多年了，你为姐的事跑断了腿、吃尽了苦，姐姐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你就别再跑了好吗？我们是老百姓，即使上天入地，怕也换不得百分之百的心愿。你说是不是？”
“是啊，妈，有时间留在家里跟我们一起过几天安稳日子吧。再说您老的身体也不好……”儿媳也对婆婆这样说。
刘金莲摇摇头，说：妈是老了，该走的地方，该找的人也都找遍了，可妈还是不信，天底下为啥没一个人能把堵在我心里的事给疏通了？为这，妈我还要跑……
这一天，刘金莲准备再次上京城申诉，出门就见大路上站了许多警察，本是车水马龙的公路上也不再见车辆行驶，行人也极为稀少，除了路边少数空着手的行人外，所有身上带着物品的人全部被警察劝阻在原地不准上路。刘金莲一打听，说是有中央大官到这儿来了。
大官？会是谁？大官来了？太好了！刘金莲下意识地摸了摸她揣在怀里的一叠“状子”，心生一计：千万逮住这机会，直接向中央大领导递状子！
可咋能碰得上中央领导呀？刘金莲左右前后瞅了几眼，到处是戒备森严的警察。“喂，你怎么在这儿？”突然，一位省公安厅干部见到了刘金莲，万分紧张地朝她挥挥手：“快走快走！”
“咋啦？我走路还犯法？”刘金莲佯装生气。
“哎哟，老刘你就走吧，别自己找不自在啊！这儿不是你申诉的地方，快走快走吧！”那公安干部好说歹说地劝刘金莲离公路远一点。
刘金莲心头暗思：看来今天肯定有大领导来了大同。那我更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你公安人员不是看得严嘛！好，看我小百姓有啥办法……
公安人员可以封路封道，但却不能封沟封埂，更何况你大领导来，总不能让老百姓连正常出门走路也不让吧？刘金莲正是利用了这样的空档，佯装若无其事地空着手，行走在警察身后的马路茬子上，并边走边在寻思中央领导会从哪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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