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纪初，执掌修炼圣地的大尊者携带孔雀王，白象王，白狮王 和白马王四大护法神，以及麾下的屠魔猎人，密修者，驭兽师和巫师，训练成的邪魔联军和猛兽联军，协助松赞干布平定了席卷了藏地高原多年的战乱，统一了藏地高原，建立了声势浩大的吐蕃王朝。然而野心勃勃的松赞干布为了独揽皇权，从印度请来了莲花生大师，并不顾皇室贵族成员的反对，大肆打压本土的雍仲本教，烧毁了本教典籍和寺院，摧毁了佛像和无数的法器，勒令僧侣还俗，导致大尊者心灰意懒之下关闭了修炼圣地，并彻底将修炼圣地掩埋在冈仁波齐峰下。
随着四大护法神携带着四大法器远遁他乡之后，印度佛教在藏地高原得到蓬勃的发展，导致印度佛教的信徒越来越多，自然引起了传统雍仲本教和王室贵族成员的不满，他们之间的纷争历时200余年而不息。
赤松德赞，这位吐蕃王朝的伟大君主，除了赫赫武功之外，最令后世教法史料作者津津乐道的便是他的兴佛之举。在他英明统治之下，佛教得以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为了弘扬佛法，赤松德赞诚邀天竺高僧寂护、莲花生，以及禅宗高僧摩诃衍（大乘和尚）相继入藏传法。他们的到来，为吐蕃大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宗教繁荣。在这三位高僧的共同努力下，佛教在吐蕃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了民众信仰的支柱。
在吐蕃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桑耶寺应运而生。这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见证了佛教在吐蕃的辉煌。桑耶寺的落成，标志着佛教在吐蕃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背景下，以拔·赛囊为首的第一批出家僧人（“七试人”）也应运而生，他们成为了吐蕃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那一天，阳光明媚，桑耶寺广场上人声鼎沸。拔·赛囊带领着“七试人”，在众人的瞩目下，庄重地举行了剃度仪式。他们身着崭新的僧衣，心怀虔诚，顶礼膜拜，开始了修行生涯。
至此，吐蕃王朝的佛教系统在赤松德赞的推动下，完成了结构性建设，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僧伽集团。这个集团不仅是宗教信仰的核心，也是文化传承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的根系在吐蕃大地上深深扎下，开出了绚丽的花朵。
然而，在赤松德赞兴佛的过程中，苯教势力并未轻易退却，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苯教作为吐蕃本土的宗教信仰，其影响力深远，与佛教的冲突在所难免。藏文史料《土观宗派源流》中记载了这段历史的细节：“至赤松德赞时，又迎请寂护大师，引起地方的恶神厉鬼等不悦，念青唐拉山神雷击红山宫，亚拉香波山神水淹旁塘，十二丹玛女神对人畜施放瘟疫。”这些记载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反映了佛教传入过程中遭遇的激烈抵抗。
面对苯教的顽强抵抗，赤松德赞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在公元771年（唐代宗大历六年），他颁布了政令，以国家意志的形式驱除苯教，大力弘扬佛教。这一举措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标志着佛教在吐蕃的全面胜利。在那一天，赤松德赞站在宫殿之上，向天下宣布了他的决定，场面庄重而威严。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传遍了整个吐蕃大地，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此，佛教在吐蕃的地位日益稳固，成为了主导宗教，而苯教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但仍然在民间保留了一定的信仰基础。
《贤者喜宴》一书记载了赤松德赞对苯教的决绝态度：“（赤松德赞）随即决定不得施行苯教，继而又将苯教书籍悉数投于河中，余者最后均以黑塔压之。”这一行为象征着佛教在吐蕃的彻底胜利，苯教的遗迹被有意抹去，为佛教的传播扫清了障碍。
与此同时，赤松德赞开始重用信佛的大臣，赐予他们“大金字告身”，使之位列众臣之首，成为了僧人大相（钵阐布），这一举措极大地提升了佛教在政治上的地位。在经济方面，赤松德赞对僧众给予了极大的优待，下令免除他们的纳税、军役、劳役，并以国家财政的力量供养寺院。
藏文史料《拔协》中对养僧制度有着详细的记载：“给佛教宗师每年青棵七十五克（藏制每克约等于28市斤），衣服九套，上好酥油一千一百两，乘马一匹，纸张四本，墨三锭和足够的食盐。……赐给寺院一百户属民，赐给每位僧人三户属民。”这些措施确保了僧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并且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对于寺院的属民及僧众，官府无权干涉，权力完全授予僧人。吐蕃的寺院和僧人不仅由所属属民供养，政府还提供口粮和生活用品，使得僧人生活无忧，社会地位显赫。
赐给寺院的属民完全由寺院管理，形成了非常稳固的依附关系，这逐渐成为了寺院庄园制的萌芽。而这些属民则成为了寺院的农奴，他们在寺院的土地上劳作，为寺院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和社会基础。
之后牟尼赞普又相继颁布了“三均富贵”、“四大供养”和“七户养僧”的兴佛法令的推行，让信仰本教的信徒越来越难以忍受
“四大供”的号令传遍了吐蕃的每一个角落，要求全国的民众，不论身份贵贱，都要向寺庙供奉。在寺庙的供桌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供物，既有价值连城的珍宝黄金，也有破旧不堪的衣物。这一景象，既反映了民众对佛教的虔诚，也映射出社会阶层的差异。
为了平衡吐蕃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牟尼赞普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他下令所有臣民，包括贵族，都要拿出一半的财产捐给各地寺院。这种简单粗暴的“均贫富”方式，被史料称为“三均富贵”。
牟尼赞普的设想虽然丰满，他认为通过“三均富贵”能够缩小吐蕃的贫富差距，但现实却异常骨感。这种“暴力均富”的措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触怒了所有的贵族，引发了他们的强烈反抗。
在798年的一个昏暗的夜晚，牟尼赞普的执政生涯戛然而止。一杯致命的毒酒被送入了他的口中，结束了他一年零九个月（也有说法是一年零四个月）的统治。
等到赤祖德赞上位之后，他不但大兴佛教，并且在朝廷中重用僧人，甚至把国家大权都交给僧人，引起了贵族们的极大愤慨，于是他们积极策划灭佛活动。
在赤祖德赞的统治时期，一项名为“七户养僧”的新制被推行，使得僧人数量迅速增多。这项制度要求每七户民间家庭供养一位僧人，以确保僧侣阶层的生活无忧。然而，这样的制度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税赋的重压之下，百姓的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不满和怨恨的情绪在民间悄然蔓延。
在这个场景中，村民们面带愁容，他们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却发现自己的收成大部分都要用来供养僧人。家庭中的粮食日渐减少，孩子们的营养跟不上，而僧院中的香火却日益旺盛。民间的市集上，人们议论纷纷，私下里抱怨着重税带来的生活困境，对佛法的反感情绪在悄悄增长。
与此同时，赤祖德赞所推广的佛法，乃是印度晚期佛学的大乘精粹，其深奥的义理和复杂的修行方式，绝非一般民众所能理解接受。在普通百姓看来，这些高深的佛法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无法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因此，即使寺院的金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僧人们诵经的声音昼夜不停，民间的离心离德却日益加剧。
面对赤祖德赞颁布的一系列兴佛政策，王室贵族的不满情绪如同潜藏的暗流，渐渐涌动。沉重的经济负担让贫苦百姓苦不堪言，而贵族们则对这些政策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在这种不满的氛围中，贵族大臣们开始暗中策划，试图动摇赤祖德赞的统治。
首先，他们找到了借口，指责赤祖德赞的大儿子藏玛虽然出家为僧，却未遵守清规戒律，以此为由，将他流放到遥远的边疆。这一举动既削弱了赤祖德赞的势力，又向其他僧侣传达了一个信号：即使是王室成员，也难逃他们的阴谋。
接着，这些贵族大臣们又开始造谣生事，诬陷高僧钵阐布贝吉允丹与王妃文统萨贝吉昂粗有染，引发了赤祖德赞的雷霆之怒。在盛怒之下，他将钵阐布处死，而不幸的王妃也在绝望中选择了自尽，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在清除了赤祖德赞的亲信之后，贵族大臣们终于发动了政变。在一次宴会上，赤祖德赞酒醉之后，他们趁机将其绞杀，终结了他的统治。随后，这些贵族拥立了达玛为新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佛教在吐蕃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剧烈的转折。
在古老的传说中，朗达玛的诞生带着神秘的宿怨和复仇的气息。据说，他并非寻常之人，而是为报佛教徒昔日所施加的虐待，转世而来的复仇者。“朗达玛”这个名字，在藏语中意味着“牛转世的魔王”，预示着他的一生将充满斗争与破坏。
在那个充满迷信和神秘色彩的时代，人们相信朗达玛的前世是一位受尽佛教徒迫害的高僧。在无尽的轮回中，他带着深深的仇恨和强烈的愿望，终于再次降临人间，誓要将佛教的势力从这个土地上抹去。
传说中，朗达玛的降生伴随着不祥的征兆，天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仿佛连天地都感受到了这位魔王转世者的愤怒。他的一生，充满了对佛教的敌视和破坏。他颁布法令，禁止佛教的传播，毁坏寺庙，焚烧经文，残酷地迫害僧侣。
朗达玛的暴行在民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人们恐惧他的名字，将他视为邪恶的化身。然而，在传说中，这位魔王的命运也并非不可逆转。据说，只有真正的菩提心和大智慧，才能化解他心中的仇恨，终止这场无尽的复仇循环。
朗达玛灭佛，作为西藏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禁佛运动，其规模和残忍程度远超第一次。这场运动对佛教的打击和报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朗达玛的统治下，佛教遭受了全面的清算。
首先，朗达玛下令停建和封闭所有的佛寺，破坏寺庙设施。在赤祖德赞时期，许多佛寺正在兴建之中，如今都被迫停工。着名的桑耶寺、大昭寺等神殿被封闭，不再对外开放。小昭寺更是被贬低为牛圈，失去了它原有的神圣地位。任何与佛教活动相关的场所都被查禁，不再允许信徒进行宗教活动。
接着，大量的佛像被从寺庙中取出，遭到了令人发指的亵渎。这些佛像被钉上钉子，无情地扔进了河流。就连大昭寺中由文成公主带来的珍贵释迦牟尼像，也险些遭受同样的命运。由于佛像巨大，不易移动，最终才没有被扔进河里，而是被重新埋藏起来。
寺内的壁画也未能幸免，被抹去之后，上面竟然画上了僧人饮酒作乐的画面，以此来羞辱和讽刺佛教。
接着，朗达玛的灭佛行动达到了新的高潮，大量的佛经被无情地投入火海。火焰吞噬了这些宝贵的经典，无数记载着佛陀教诲的经文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在这场文化灾难中，一些僧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少数佛经偷偷地埋入岩洞之中，这些幸运保存下来的经文，后来被人们发掘出来，称之为《伏藏》的珍贵典籍。
与此同时，那些无法埋藏的佛经，有些被忠诚的僧人携带，逃往边远的地区。他们深知这些经文的价值，愿意为了保护它们而背井离乡。佛教僧人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他们在吐蕃已无法生存，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印度来的僧人率先逃离了这个危险的地方，一部分吐蕃的佛教徒也紧随其后，逃往印度寻求庇护。其中包括赤德松赞的师僧娘·定埃增桑布，以及最早出家的“七觉士”中的个别人。他们的逃亡之路充满了艰辛和危险，据说在逃亡途中，他们遭到了追杀，有些人甚至未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留在吐蕃的僧人，面对朗达玛的残酷压迫，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迫还俗，放弃了僧人的身份和生活；另一部分则选择了弃佛归本，回归到他们曾经的信仰。然而，对于那些不愿放弃佛教信仰的僧人来说，他们只能选择更为隐蔽的生活方式。他们带上猎狗，手持弓箭，深入深山打猎隐居，试图在荒野中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
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他们甚至被强迫参与雍仲本教的崇拜仪式，拿着本教的法器——鼓，进行他们原本视为禁忌的活动。这些行为对于佛教僧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侮辱和挑战。他们在内心深处坚守着佛教的教义，却在现实中被迫做出违背信仰的选择。
朗达玛的灭佛行动虽然仅持续了短短四年（公元838年至842年），但对佛教的打击却是极其沉重的。他的目标直指佛教的佛、法、僧三宝，意图彻底摧毁佛教的根基。这场灾难性的运动导致西藏佛教史将朗达玛时代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时期\"。
在苍茫的雪山上，一片宁静与神圣交织的景象。经幡在风中飘扬，如同信仰的旗帜，林立的寺庙点缀在山间，仿佛是大地的珍珠。传播佛教的僧侣们，口诵梵音佛语，声音响彻云霄，穿透了雪山的寂静。
在这片圣洁的土地上，雪峰之巅，峡谷深处，丛林之间，草原之上，朝圣的队伍连绵不绝。百姓们带着狂热的虔诚与执着，踏上了朝圣之路。他们的眼中闪烁着信仰的光芒，褴褛的藏袍中包裹着新生的希望，佝偻的脊背上刻满了生活的艰辛。转经轮摇动的六字真言，在他们的脸庞上流淌，无论沧桑、憨厚、幼稚、甜美还是青春的面孔，都映照着同样的信仰之光。
一座座气势恢宏的寺院在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五颜六色的风马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传说。转寺的僧侣们络绎不绝，他们的身影密密麻麻，几乎堵塞了通往圣地的通道。
无数的平民百姓争相涌入寺院，脱下藏袍，头顶的长发在剃刀下纷纷飘落，赤裸的肩膀上披上了黄色的僧袍，他们无比虔诚地跪倒在佛祖脚下，献上了自己的信仰和灵魂。
法螺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伴随着翻滚的白云，游荡在雪峰、峡谷、草原之上。道路上尘烟滚滚，到处都是前往朝圣的僧侣，他们的脚步坚定而有力。
马蹄声声，号角齐鸣，吐蕃士兵冲锋陷阵的呐喊似乎在这一刻湮灭在僧侣们念诵的六字真言中。在这片土地上，信仰的力量超越了战争与冲突，成为了人们心中最坚定的守护。
在吐蕃王朝的宫殿内，气氛异常紧张而庄重。宫殿中坐满了身着僧袍的贵族王公，他们或低声诵经，或默默观察，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严肃与凝重。朗达玛端坐在宝座上，他的眼神冷峻，面容阴沉，仿佛酝酿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
宝座前方，一位戴着发冠的活佛高踞其上，他的存在象征着佛教在吐蕃的地位与力量。然而，此刻的大殿上，喧嚣声四起，紧张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似乎一场冲突即将爆发。
朗达玛的声音试图在大殿中响起，但他的话语却湮灭在僧侣们低声呢喃的六字真言中。那些真言如同无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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