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太子只是提出一个方向，具体职权如何明确，升迁的条件如何，进士考核是否要增加一些东西，那就得靠诸位相公来确定了。”赵谌喝了口茶，然后说。
宰执们纷纷点头，很显然的是，太子这就是表明了自己不会插手这件事了，也就是说，不会对他们的权力有什么侵蚀。
而这样的改制要是做成了，朝野官员的风貌，那必然是焕然一新！
混日子的官员虽然也有，然而不是每个官员都会这样的，而且赵谌也没有想要现在动他们。
当然了，这样的改革，千头万绪，还要和科举配套，要讨论出来，也不是一个短时间就能讨论出来的问题。
不过还好，现在宰执们大多数还是一心为公的，他们也深刻的体会到了，任何改革，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吏治，这个吏治指的不是吏员，而是整个官场。
官场风气好了，这个国家才会有希望。
而职权的划分，本来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大宋开国是有些不正的，毕竟逼迫孤儿寡母得到的天下嘛，所以太祖重用士大夫，杯酒释兵权，还有官员数量众多等等，都是为了分散相权，从而让皇权得到更多的统一。
整个中国的封建史，就是皇权不断剥夺和分离相权的历史。
相权越被分散，君权就越集中，发展到明清是巅峰，那个时候官员的权力基本上不可能对皇帝造成威胁，明朝动不动就有皇帝几十年不上朝还能将权力掌握在手中，就是这套制度的精妙之处了。
赵谌提出要求之后，还附加了一句。
“军权与政权要分割开，枢密院由官家直管，武官只负责带兵打仗，文官只负责提供军需，双方都不得向彼此插手。”
这一条，当然也很有必要。
保持武将一定独立性的同时，也避免了他们会造反作乱的可能，但是也不是让文官把武官给管死。
管死的下场大家都看到了，那就是金人南下。
军权直属皇帝，那文官就不能造反，武将只能听从皇帝的命令去指挥军队，那他们同样也失去了造反的根基。
社团不能一家独大，要制衡。
至于调整中的慢慢来，不能一次性的把所有改革都完成这种事情，大家都是成熟的政治家，不会犯这种幼稚的错误。
北宋的文官体系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成熟的，他们能做到朝廷高官的，基本都在地方上有过具体的施政，不管是在县里当个小官，还是处理一州事务，这都很能锻炼官员的能力，现在宰执群中除了专门负责军事的种师道之外，其他基本都有在各地施政的经历，再加上之前赵谌聊王安石改革的时候，把话已经聊得恨透了，徐处仁就说了这么多条变法，哪怕一条的实行都要旷日持久，王安石却要在短短几年内将这么多条变法全部贯彻下去，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任何改革，都得慢慢来，温水煮青蛙，才能更顺利的推行下去，那种暴烈的改革，不叫改革，叫革命，往往都是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之后才能去做，那也只是赌一把能不能成功。
两宋最有名的两次改革，一是王安石变法，那是在应该徐徐推进的情况下去做，却推行得太过激烈，以至于失败，还导致了后面的流毒无穷，和范仲淹的改革比起来，堪称差到哪里去了。
另外一次改革就是南宋末年贾似道想要做的改革了，公田法、打算法、检搜法，结果先后得罪了地主士绅阶层、军头阶层和文官阶层，以至于南宋本来就已经糜烂的局面出现了崩盘。
不过从具体情况来看，贾似道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南宋的局面已经是危如累卵，贾似道虽然是个奸相，却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奸相，他的改革如果能够真的顺利推进下去，南宋的局势说不定就会大有好转，可惜的是，他掌控力和其他势力的反弹太过强大，直接导致了南宋的崩盘。
所以既不能推行得太过激烈，也不能等到事情无可挽回了之后再赌一把，现在大宋的局势还没有糜烂到那个程度，进行一定程度却并不会得罪所有人的改革，才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
首先要做的，就是先从朝堂的官员做起，仔细区分他们的职责所在，六部的地位开始提升，宰执只负责大方向的讨论，不负责具体事物，而具体的事情，则是六部去做。
吏部负责人事、礼部负责外交和教育系统、兵部负责后勤计算和军事开支的比例、户部负责各项事务钱粮的支出与税务的收成、刑部负责重大案件的审判和地方案件的复核、工部负责各种军械、民生、建筑等建造。
除了六部之外，御史台负责对官员的弹劾与工作成绩的审核、大理寺负责监管刑部案件的复核以及对官员的查处，枢密院负责全国军事调动与调配。
这就是所谓的六部九卿。
这九个部门的最高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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