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
徐舒确认道，并打了个响指：“问题明确了，不是元器件的问题，郭工他们可以停止排查了。”
许宁拍了下额头，松了一口气，然后叫来了正在紧张分析电路板的郭林科和他的团队。
如果只是普通的干扰，可能来源众多，比如drfm（数字射频存储器）组件的质量问题，或是多通道采样的时钟同步错误等。
但是，这些都不足以产生一个正反馈的自激振荡信号。
唯一的解释是：吊舱的发射和接收天线之间的隔离不够充分，使得发射的大功率信号通过接收天线进入了接收机。
14所的技术团队虽然没有徐舒那样一眼就能发现问题的能力，但在给出了解释后，他们很快理解了情况。
“原来是这样！”
郭林科惊讶地说：“但我们确实已经应用了极化隔离措施啊？”
极化隔离是指将发射和接收天线以垂直和水平两种不同的极化方式布置，理论上可以防止两者之间的信号串扰。
然而，在实际工程中，完全理想的极化隔离很难实现，总会有一定程度的信号泄露。
“看来我们的极化隔离还不足够，当载机靠近雷达天线到一定距离时，发射机的强大功率就可能穿透极化隔离，干扰接收天线的工作。”
徐舒总结道。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优化研发，提高隔离度，确保系统在各种条件下都能稳定工作。
许宁放下鼠标，目光投向不远处的一号吊舱，轻声说道：
“现在我明白了，雷神公司为何要将吊舱研发得如此庞大。”
徐舒，最初提出疑问的工程师，此时也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没错，他们无法解决极化隔离的问题，因此选择了最直接的方法——物理隔离。
只要发射和接收天线之间的距离足够远，就可以避免相互干扰。”
既然问题已经明了，接下来就是寻找解决方案。
实际上，收发隔离的方法无外乎三种：空间隔离、极化隔离以及时间隔离。
然而，由于吊舱尺寸的限制，前两种方法在此都不适用，这使得时间隔离成为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郭林科提出了一个想法：
“如果我们放弃同时收发的工作模式，转而采用分时收发的逻辑呢？比如全脉冲储存转发或短脉冲循环转发？”
徐舒考虑了一下，但还是摇了摇头：
“这样做会削弱我们干扰机的优势。短脉冲循环转发只能复制雷达信号的一小部分，并将其首尾相连地重复发送，这样的假目标很容易被现代雷达识破。
至于全脉冲储存转发，虽然生成的目标看起来更真实，但假目标会滞后于真目标至少一个脉冲宽度的时间。
对于一些高精度的雷达，如爱国者系统的线性调频脉冲压缩雷达，它们可以使用长达60至100微秒的脉冲宽度；
这意味着我们的假目标可能落后真目标多达10到15公里，根本无法有效迷惑敌人。”
面对徐舒的分析，郭林科感到有些无奈。
他拍了拍身边巨大的一号吊舱，这个几乎有10米长、直径约1米的设备，对于大多数战术飞机而言，简直是一个无法承载的庞然大物。
除了少数特定机型，如米格25/31，几乎没有其他合适的平台能够搭载它。
即便是在前世，苏34也只是勉强能挂载类似的装备，但其机腹位置并不适合安装需要大量电磁波交互的干扰吊舱。
“或许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思考？”郭林科提议道，试图从新的方向找到突破口。
经过片刻的寂静，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我们不一定非要将设备做成吊舱的形式。”
“我听说我们的研究所对主被动sar雷达的研究进展不错。
或许我们可以考虑把电子干扰和侦察功能合并，直接安装到运8或轰6上，打造出一款综合电子支援飞机。空军肯定会对这样的飞机感兴趣。”
这个想法与后来的高新12/运9dz电子战飞机的概念不谋而合，空军确实对此类飞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虽然这类飞机无法像ea-6b或ea-18g那样伴随战斗机群深入敌后；
以物理手段摧毁敌方防空系统，但它们可以在安全距离外提供有效的电子掩护，远胜于仅依靠低空突防的冒险策略。
在和平时期的巡逻和对峙任务中，大型平台如运8或轰6相比飞豹或苏霍伊系列战机更加灵活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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