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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罗马化”————拉丁语逐渐被淘汰————角斗士表演————忒勒玛科斯修士————杀婴————奴隶制————隐士和苦行修道————查士丁尼一世关闭雅典学校————从异教徒到基督徒
希拉克略一世统治时期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古代和中世纪最重要的分界线。三百年间，尽管拜占庭帝国的地域、特征、社会生活和宗教都发生了极大改变，但君士坦丁大帝和希拉克略一世的时代并未截然分开。君士坦丁大帝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建立首都时，新秩序便开始和平有序地发展起来。长达三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权力交接和平进行，没有受到干扰。自瓦伦斯驾崩到602年福卡斯加冕，没有任何军事篡夺者打破这种皇位继承制度。在此之前，皇帝要么由上任指定，要么由高级官员和元老院推选。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一时期只有三个先例是子承父位时，就不得不对拜占庭帝国的皇位继承制度的规律性感到惊讶。除君士坦丁大帝本人、狄奥多西一世和阿卡狄奥斯外，其他皇帝都面临男性继承人的问题。拜占庭帝国的世袭制度影响非常强大。君主的侄子、女婿和兄弟都可以作为正统继承人欣然接受皇位。考虑到这一趋势，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整整三百年没有产生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君士坦提乌斯二世阴郁残酷；瓦伦斯愚蠢贪婪；阿卡狄奥斯软弱无能；查士丁尼一世铁石心肠且忘恩负义。但总的来说，所有皇帝都非碌碌之辈。在道德品质方面，与任何国家同一时期的君主相比，他们都并不逊色。
320年至620年，拜占庭帝国的特征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种改变源于三个世纪中两个逐渐变化的过程。首先是逐渐“去罗马化”————暂且用该词来形容。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普通百姓都经历了这一过程。在4世纪，罗马的影响在东方依然很强大。每一个受教育的人都习惯说拉丁语。几乎所有行政机构的工作语言都是拉丁语。所有的法律术语、官员头衔以及税收和机构的名称也通常是拉丁语。在希腊或亚洲出生和成长的作家，都能熟练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写作————尽管他们更熟悉希腊语。罗马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出生于希腊，但使用的是统治者的官方语言而非自己熟悉的希腊方言。此外，在亚得里亚海以东的土地上，仍然有许多人讲拉丁语，包括巴尔干半岛内陆的所有居民。除了希腊、马其顿和色雷斯海岸沿线的个别城市外，整个拜占庭帝国都学会说来自罗马的征服者的语言。
到了7世纪，罗马元素迅速消失。诚然，人们仍然称赞皇帝为“pius，felix，perpetuus，augustus”(1)。但到了800年，皇帝摒弃旧式称号，称自己为“νxριστπιστ?βασιλε?τνωμαων”(2)。古罗马官员头衔也没有废除。“保民官”“贵族”“伯爵”和“执政官”等称号仍然在使用，但幸存的仅仅是称呼而已。早在6世纪，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人，也不再频繁使用拉丁语了。作家约翰·吕斯告诉我们，他能在国家公职人员队伍中谋得一官半职要归功于这个难得的变化。普罗科匹厄斯是当时最优秀的作家，才华横溢，洞察敏锐，但他对拉丁语一无所知，即使翻译最简单的拉丁语也会出现错误。查士丁尼一世是最后一位以拉丁语为母语的皇帝。他的继任者更习惯于使用希腊语。
罗马帝国分裂后，为了实现国家连续性统治的实际需要，拉丁语逐渐被废弃不用。罗马帝国分裂始于君士坦丁大帝之子执政时期。476年，奥多亚塞成为意大利国王后，罗马帝国彻底分裂。拜占庭帝国初建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东方拉丁语与西方拉丁语区域产生隔断。拜占庭帝国内语言的使用必然屈从于占主导地位的希腊语。但如果讲拉丁语的东部省份没有被蛮族入侵，那么这个过程原本会慢一些。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骚扰并大肆屠杀色雷斯人、伊利里亚人和默西亚人。一个世纪后，斯拉夫人又几乎将这些人灭绝。400年，亚得里亚海以东的拜占庭帝国土地上，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地方说拉丁语；而到了620年，这片土地上说拉丁语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当时，巴尔干半岛罗马化地区变成了斯拉夫人的公国。只有达尔马西亚的海港和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些零星的幸存者还在使用拉丁语。其他仅存的还在使用拉丁语的地区都处于拜占庭帝国在非洲和意大利的统治区。由于查士丁尼一世的征服，罗马帝国原非洲领土和意大利重归拜占庭帝国。但非洲领土和意大利远离生活中心，远离政府。因此，拉丁语在非洲和意大利的使用很难影响到其他地区，或者说很难延缓东部地区去罗马化的进程。最后一位以拉丁文为母语的著名作家是诗人弗拉维乌斯·科利普斯。他以拜占庭帝国为主题给查士丁二世写了长篇赞美诗。正如人们所料，弗拉维乌斯·科利普斯来自非洲。
奥多亚塞
在逐渐丧失罗马特色的同时，拜占庭帝国越来越亲近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继任者统治时期，拜占庭皇帝宗教信仰的改变刚刚开始影响政府的运作。虽然拜占庭皇帝自己是基督徒，但拜占庭帝国仍然保留原有制度。许多高级官员仍然是异教徒。与3世纪相比，当时，拜占庭帝国所有行政和法律事务的形式和实质并没有任何变化。直到君士坦丁大帝驾崩四十年后，我们才发现，在拜占庭帝国，基督教精神已经完全从精神活动层面渗透到物质生活层面。从狄奥多西一世开始，与打击违法犯罪相比，在打击违背道德这一罪孽上，拜占庭帝国的努力并没有更少。拜占庭皇帝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讨伐————即便最好的异教徒皇帝也会觉得不可思议。在罗马人生活中，古角斗士表演是最具特色但也最令人厌恶的特征之一，不久就遭到废除。角斗士表演在罗马存活了六十年，但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对它一无所知。造成该结果的原因不是国家的作用，而是个人的功劳。404年的一天，角斗士比赛开始后，角斗士们准备好上场。突然，修士忒勒马科斯跳进竞技场，苦苦哀求，恳求角斗士们不要残害他们自己的同胞。场上群情激奋，一片混乱。混战中，善良的修士忒勒马科斯遭到杀害。忒勒马科斯的死虽然对这场混乱并无影响，但在此之后，角斗士表演就再未进行。
在拜占庭帝国其他行省的社会生活中，基督教的作用也同样显著。它终结了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令人憎恶的杀婴行为。之前，人们认为父亲有权决定是否抚养他的孩子。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国家承担抚养穷困儿童的责任，以免他们的父母依照旧有传统杀死婴儿(3)。374年，瓦伦提尼安一世将杀婴与其他形式的谋杀一并定为死罪。
奴隶制也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在古代，除少数哲学家外，人们都对奴隶极为蔑视，认为奴隶几乎没有道德、没有权利、没有美德。但基督教导说，与他们的主人相同，奴隶也是拥有不朽灵魂的人；而且在洗礼仪式上和圣餐桌前，奴隶和自由人是完全平等的。基督教首先教导人们：解放奴隶的主人都得到了上天的认可；所有公共或私人的欢乐场所都应该向那些心怀慈悲的人敞开。几个世纪以来，虽然奴隶制还未废除，但奴隶制的罪恶大大降低。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所立法律表明，当时，公众舆论对古代奴隶制的罪恶进行谴责。查士丁尼一世规定，在征得主人的同意下，允许奴隶与自由人通婚。他还宣布，奴隶和自由人结婚生下的孩子是自由的。此外，查士丁尼一世认为主人让奴隶去卖淫是犯罪行为。人们很少听说世袭奴隶制。由于蛮族俘虏、异教徒和敌人的存在，奴隶制才在一定范围内得以维系，但事实上，奴隶的主人对奴隶制并不怎么感兴趣。
竞技场上的罗马角斗士
我们说的所有不幸阶层————妇女、婴儿、奴隶和角斗士————生存状况的改善，都可以直接追溯到一条基本的基督教义。正是由于相信人的个体灵魂在上帝眼中的重要性，皈依基督教的拜占庭人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改变了以前轻视或忽视无助众生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在5世纪和6世纪的罗马世界中，实现该基督教义并不总是有益的。有时，推出一些新观点会对国家不利，甚至充满危险。而该基督教义的危险体现在，人们仅仅将重点放在个人灵魂与天堂的关系上，而遗忘了另一个重点，即对国家的责任。在新观念中，人们最主要的事情是苦行修道。苦行修道始于埃及并迅速蔓延至整个拜占庭帝国，尤其是东部省份。人们不再履行公民义务，无欲无求，一心只想拯救自己的灵魂。他们不再参与国家事务，对社会不再有丝毫用处。只要这些人为数不多，或许就不会带来多大危害。但如果大量公民参与苦行修道，那么结果便会非常危险：成千上万本该承担国家重担的人，却都躲进了修道院或归隐山林。5世纪的禁欲者没有任何理由使苦行修道得到后世的重视，因为他们既非传教士也非饱学之士。修道院并没有派出传教士和教师，更没有收藏和珍视古代世界的文学瑰宝。530年到540年期间，卡西奥多罗斯曾在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手下担任行政要员。他是第一位修道院院长，组织修道士充分利用大把闲暇时间系统性地手抄书籍。
战斗后的角斗士
如果一个国家大多数人只为自己考虑，将全部精力投入拯救自己灵魂这一可恶的努力中去，同时还让周围的世界尽可能顺其自然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政体就会呈现病态。持这种态度的众多臣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拜占庭帝国与野蛮人的战争。苦行修道之士将野蛮人入侵视为上帝的判决，认为野蛮人入侵是上帝对罪恶世界的惩罚，而不是国家民族的灾难。他们不会号召每一个公民奋起抗争。许多人沾沾自喜，将5世纪的苦难解释成末日启示录里预测的灾难，并且乐意看着灾难发展，因为他们认为灾难预示着主即将第二次降临。
卡西奥多罗斯
在面对拜占庭帝国的苦难时，许多基督徒态度冷漠。这些基督徒的态度不禁让那些幸存的、受过教育的少数异教徒感到愤怒。他们严厉谴责基督教是毁灭国家的根源。由于基督教的反社会教义，人们忽视公民应尽的义务。基督教作家保卢斯·奥罗修斯觉得自己必须得写一部长篇历史书来驳斥异教徒的观点。他驳斥的对象是异教徒辛马库，因为在辛马库的书中，他试图将世界的所有灾难归结于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
幸运的是，拜占庭帝国统治阶级继续保持着罗马古老的治国传统，不屈不挠地抵抗着所处时代的所有不幸————蛮族入侵、饥荒频发和瘟疫肆虐，不屈服于任何枷锁的束缚，并且认识到每一场灾难都有上帝的公正判决和世界末日即将结束的迹象。
到5世纪末，作为一股活跃力量的异教已经基本消失。只有少数哲学家坚持公开自己的宗教信仰。529年，查士丁尼一世关闭了雅典的学校，正式结束了异教在学校的传播。雅典学校的关闭意味着行将消亡的异教失去了最后的避难所。但如果只是公开的异教信仰走向消亡，无差别论或冷漠主义在一大批受教育阶层仍占有上风，那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许多5世纪的异教徒到了6世纪只是成为名义上的基督徒，而他们的实际生活实则很少受基督教的影响。这种现象在文人和官员阶层十分普遍。6世纪产生许多这样的作家。普罗科匹厄斯就是典型的例子。普罗科匹厄斯本人虽然宣称信奉基督教，但在作品中，他并没有流露基督教思想。同样的情况也体现在当时十多位行政官员、律师和政客身上。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人越来越少。那些传统的、严苛的和非宗教的罗马性格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迷信盲从和情绪主义蔓延的中世纪心态。在受教育阶层，之前残存的基督教情感呈现出来的是信仰无差别论，但在社会底层中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形态。它通过大量粗俗迷信显露出来。与它如影随形的是魔法、巫术、算命、咒语以及那些隐秘、琐碎和淫秽的仪式。虽然拜占庭帝国遏制这种做法，视其为不敬或异端，并对实施者施以惩罚，但这些卑劣的异教徒行为还是一直延续到了拜占庭帝国末期。
对从君士坦丁大帝到君士坦丁十四世统治结束的千余年历史，人们经常一概而论，指责整个拜占庭帝国时期“胆小懦弱、腐朽不堪和没落腐败”。对拜占庭生活的普遍看法，威廉·爱德华·哈特普罗·莱基(4)总结道：“历史的普遍结论是，历史是由人类文明所认定的最无耻和最卑劣的要素构成。其他持久文明也绝对不缺乏这一切‘伟大’的形式和要素。除了用‘下流’一词来形容外，别无他词。牧师、宦官和女人间的阴谋诡计、投毒下毒、阴谋阳谋、忘恩负义和手足相残的骇人故事无不在上演。”(5)威廉·爱德华·哈特普罗·莱基的论断会惹恼一批人。对于他是如何得出对历史的普遍判断的，我们不得而知。当然，如果只对被指控者的生活证据进行研究，不足以做出这样的普遍判断。他似乎是在拾人牙慧，重复五十年前的历史学家相似的观点，而该观点主要来自爱德华·吉本。
如果非要总结拜占庭帝国及其文明特点，与许多人所持的观点相比，我们的结论将会大相径庭。我们要公正地承认拜占庭帝国有缺点：拜占庭帝国建立在古罗马世界的东方省份基础上。长期以来，叙利亚人、埃及人以及希腊化的亚洲人受统治者诬蔑，被打上了“无可救药”“懦弱”和“腐败”的种族烙印，甚至连3世纪时已经衰败的罗马人都经常鄙视他们，我们还能抱什么期望呢？自萌芽起，拜占庭帝国就带有来自东方的某些孱弱的特质。尤其是，拜占庭帝国表现出了有悖19世纪现代精神的那些可憎的特点：譬如，有辱人格和卑躬屈膝的宫廷礼仪；在国家高级职位中引入宦官和奴隶；在外交事务中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和满嘴谎言。
但如果考虑到拜占庭帝国的起源，较之于它的缺点，就整体而言，我们更应该惊叹于拜占庭帝国的优点。坦白地讲，基督教将拜占庭帝国的道德水平提升到一千年来新的高度。虽然5世纪的僧侣和隐士都有缺点，但由他们取代西布莉神(6)和密特拉神(7)也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当时的政府和公众舆论一致同意摒除达芙妮(8)和卡诺普斯式的狂欢纵欲。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教会与世俗联合起来，用精神和肉体死亡来惩罚违背天理的罪行。在拜占庭帝国的最初几个世纪里，这些手段是皇帝们的公开做法。
密特拉神
拜占庭人常因怯懦、轻浮和背叛的恶习受到指责。但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是冤枉的。因为怯懦并不算当时的主要特征。当时，拜占庭帝国毕竟产生了像狄奥多西一世和希拉克略一世这样的帝王；像亚他那修和克赫里索斯托姆这样的高级教士以及像贝利撒留和普利斯库斯这样的国家公仆。拜占庭民众打败了盖恩斯和他的雇佣军，发动了尼卡暴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懦弱，而是因为国家动荡不安。如果拜占庭帝国缺乏军事美德，那么他们如何征服了东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又是如何驱逐了波斯人和匈奴人的呢？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如何与疯狂的撒拉逊人进行长达四百年的殊死搏斗，直到阿拉伯帝国最终土崩瓦解的呢？
亚他那修
耶利米
任何时代的轻浮与奢侈都容易受到指责。每一个道德家，从耶利米(9)到朱文诺，再到约翰·罗斯金，都认为在世界历史上，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最可憎可恶的时代。对于拜占庭文学中保存下来的关于君士坦丁堡的礼仪，我们滔滔不绝，横加指责，恨不得一一评判其弊端。那些苦行传道者除了有很多奢侈品外，似(10)乎还有许多华丽的服饰、招摇的银盘家具以及豪华的马匹战车。奢华与邪恶的生活常常相生相伴。但当我们重新审视对拜占庭人所犯暴行的指责时，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暴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如果赫里索斯托姆怒斥阿卡狄奥斯的同时代人，他诅咒的“罪行”或者对象一定是：使用化妆品和染发剂的时尚太太；嗜赌成性的丈夫；剧院上演不道德作品的倾向；流行节日中的酗酒狂欢行为。面对这样的指控，任何一个时代————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时代————都有可能无可辩驳。在拜占庭帝国的社交生活中，竞技场内的比赛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吸引了成千上万崇拜者的热切关注。如今这个时代，虽然我们仍然有体育运动方面的兴趣，但肯定无法与6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的情形相提并论。不用太花费力气我们就能发现，对拜占庭人来说，赛马仍然有着莫名其妙的吸引力。当想起君士坦丁堡人是容易兴奋的东方人时，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意识到蓝党和绿党暴动的起源————如果没有其他形式的运动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就会产生暴动。
大城市从来都是罪恶之源。我们没有理由认为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与19世纪的伦敦有什么不同。公平地讲，基督教舆论和政府都在尽力打击不道德的行为。据记载，狄奥多西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执行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不遗余力打击一切违法乱纪的场所。查士丁尼一世更是将老鸨和拉皮条者作为惩罚对象，对那些最恶劣的不道德者处以极刑。我们必须记住，在表现出许多罪恶的同时，君士坦丁堡也展示了熠熠生辉的社会美德：拉西拉皇后经常去医院照看病人；而在宫廷中，之前提到过的普尔喀丽娅皇后表现出了僧侣般严苛的自律。
背叛是公认的拜占庭帝国十恶不赦的重罪，仅次于“怯懦”和“不道德”。虽然其他国家或其他时代也充斥着阴谋和叛乱，但君士坦丁堡的阴谋实在太多了。原因显而易见————存在“录用人才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军队和公务人员中充满了不同种族和各个阶层的人，其中不乏出身贫困者、能力出众者和雄心壮志者。无论是归附的哥特人、叛变的波斯人或来自伊索利亚的半文明山地人，还是科普特人、叙利亚人或亚美尼亚人，只要有能力，都相当受军队和国家的欢迎。因此，政府和军队中混杂有一些叛乱分子就不难理解了。他们缺乏爱国主义、丧失良知并且朝三暮四，倾向于通过阴谋或军事反叛来谋求发展。但更令人惊讶的是，据记载，350年到600年期间，拜占庭帝国从未因宫廷阴谋或军事叛乱而废黜过其合法统治者。事实上，这个时期有很多阴谋，但它们都落空了。总的来说，这些情况就证明了，拜占庭人不只有背叛，也有忠诚。当然，在距我们更近的时期也出现过更糟糕的记录(11)。一个例子足以说明上述观点：在中世纪的13世纪至15世纪期间，与拜占庭帝国整个千年中出现的阴谋相比，貌似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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