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自立朝时起，盐政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洪武三年(1370年)，因山西等边地急需军粮，政府募商人输粮换取盐引，凭引领盐运销于指定地区，称为开中法。
洪武四年，制定中盐则例，计道路远近，运粮多寡，考虑中纳商人能否获利等因素，以确定粮引兑换额。
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贵权纷纷奏讨盐引﹐转卖于盐商﹐从中牟利，这一现象被称为“占窝”。
而盐商们在完成报中取得盐引后，并不能马上支取到食盐，而是要在指定的盐场等候支盐。
等候的时间也难以确定，有时是两年三年，有时是十年八年，最长的甚至达到数十年，这种情况称为“守支”。
开中制度随着“守支”和“占窝”现象越来越严重，而逐渐崩坏。
成化年间对盐政进行了小规模改革，改旧制为商人以银代米，交纳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给各边，每引盐输银三四钱不等，称之为余盐折银。
此举虽然使太仓银充实﹐朝廷财政收入骤增，但也因此让边地盐商大都举家内迁，边地商屯迅速被破坏，边军粮食储备也因此大减，为明末西北粮荒埋下重大隐患。
而且余盐开禁，也为私盐的盛行推波助澜。
大明的食盐是由“灶户”生产，灶户每年必须上缴规定量的盐，就是“盐课”；政府给灶户的补偿，就是“工本”。
由于开中制度崩坏，灶户从朝廷那里得到的工本难以维持生计，只能私下将正课之外所生产的盐卖给商人。
朝廷也无力购买灶户手中的“余盐”，也只能对灶户这种违法行为听之任之。
于是成化二年，朝廷解除商人只能从固定盐场支盐为的禁令。
“许两淮守支客商买灶户余盐补官引”余盐开禁，商人直接从灶户手中支取余盐也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为私盐盛行提供了便利条件。
自此之后，大明盐政由此崩坏，私盐盛行之后，冲击了官盐的市场价格，影响严重影响了盐税征收。
朝廷也不得不加大打击对私盐市场的打击力度。
但是私盐情况并未由此好转，反而愈演愈烈。
私盐贩子通过贿赂盐务官员，依旧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私盐，且规模还越来越大。
朱由校说盐税有五百万两，实际上这只是发放出去的盐引应收税额，并不是实缴税赋。
如今朝廷能确实收缴的盐税已经不足一百五十万两。
常言道：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大明最重要的盐税都崩塌至此，朝廷财政还能好，那就出鬼了。
至于广西因盐政而导致的纷争，自立朝时起就没有消停过，总是隔三岔五的就会闹将起来。
广西即穷且苦，又山深林密，大部分人口都是居于山区的少数民族。
大明朝廷对广西山民的政策，总得来说，是没有任何偏向。
但是于广西山民而言，没有偏向就是最大的偏向。
广西山民民风野蛮，土司私法盛行，而广西官员却总是拿治理汉人的那套法规来约束土司，久之矛盾日盛。
为了使山民土民听话，广西官员们利用广西无盐的特点，严格掌控食盐的流通渠道。
常常以断盐来威胁在深山居住的广西土司们服从自己的政策安排。
而有些则是用断盐来逼迫土司们答应他们中饱私囊，甚至是逼其为奴的不法目的。
所以在广西，时常有不堪忍受贪官盘剥的土司杀官造反。
只是由于广西的土司势力众多，难以形成统一战线，又没有如贵州播州扬家这般的大土司能居中指挥。
是以一直在小打小闹，但是常年这么闹下去，对朝廷财政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如果放开盐政，真的能平抑盐价，同时又能保证朝廷收入不减，还能安抚广西乱民，那也不失为一石数鸟的良法。
就在此时，万历皇帝心头悚然一惊，这可是国策，朱由校年纪还小，如何能懂得这般多，莫不是侯平教他？
一个小小五品官，试图影响国策，难道包藏了什么祸心阴谋？
万历皇帝忽然脸色便阴沉了下来，冷冷的问道：“太孙所说，都是侯平教你的？”
朱由校见万历皇帝脸色阴沉下来，不由自由的哆嗦了一下，赶紧回道：“不是，夫子只教了孙臣一些商道准则，关于盐政的问题是孙臣自己想到的，现在漷县的商道渐渐繁荣起来，孙臣也看到了很多与京城不一样的东西。漷县的商税远高于其它地方，但是由于吏治清明，商人反而愿意来漷县做生意。
商人在漷县，只要正常缴纳官府的税收，就可以安心经营，虽然看似缴纳的税银很重，但是比起在其它地方，要面对各级吏员无止尽的盘剥则省心的得多，加上漷县的百姓富裕，总能把钱挣回来，所以最近来漷县的商人越来越多，以后商业只会越来越繁荣。
可是现在漷县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盐太贵，盐的价格居高不下，百姓要将大量的银钱都花在了盐上，就没有钱去做其它消费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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