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自立朝时起,盐政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洪武三年(1370年),因山西等边地急需军粮,政府募商人输粮换取盐引,凭引领盐运销于指定地区,称为开中法。
洪武四年,制定中盐则例,计道路远近,运粮多寡,考虑中纳商人能否获利等因素,以确定粮引兑换额。
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贵权纷纷奏讨盐引﹐转卖于盐商﹐从中牟利,这一现象被称为“占窝”。
而盐商们在完成报中取得盐引后,并不能马上支取到食盐,而是要在指定的盐场等候支盐。
等候的时间也难以确定,有时是两年三年,有时是十年八年,最长的甚至达到数十年,这种情况称为“守支”。
开中制度随着“守支”和“占窝”现象越来越严重,而逐渐崩坏。
成化年间对盐政进行了小规模改革,改旧制为商人以银代米,交纳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给各边,每引盐输银三四钱不等,称之为余盐折银。
此举虽然使太仓银充实﹐朝廷财政收入骤增,但也因此让边地盐商大都举家内迁,边地商屯迅速被破坏,边军粮食储备也因此大减,为明末西北粮荒埋下重大隐患。
而且余盐开禁,也为私盐的盛行推波助澜。
大明的食盐是由“灶户”生产,灶户每年必须上缴规定量的盐,就是“盐课”;政府给灶户的补偿,就是“工本”。
由于开中制度崩坏,灶户从朝廷那里得到的工本难以维持生计,只能私下将正课之外所生产的盐卖给商人。
朝廷也无力购买灶户手中的“余盐”,也只能对灶户这种违法行为听之任之。
于是成化二年,朝廷解除商人只能从固定盐场支盐为的禁令。
“许两淮守支客商买灶户余盐补官引”余盐开禁,商人直接从灶户手中支取余盐也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为私盐盛行提供了便利条件。
自此之后,大明盐政由此崩坏,私盐盛行之后,冲击了官盐的市场价格,影响严重影响了盐税征收。
朝廷也不得不加大打击对私盐市场的打击力度。
但是私盐情况并未由此好转,反而愈演愈烈。
私盐贩子通过贿赂盐务官员,依旧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私盐,且规模还越来越大。
朱由校说盐税有五百万两,实际上这只是发放出去的盐引应收税额,并不是实缴税赋。
如今朝廷能确实收缴的盐税已经不足一百五十万两。
常言道: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大明最重要的盐税都崩塌至此,朝廷财政还能好,那就出鬼了。
至于广西因盐政而导致的纷争,自立朝时起就没有消停过,总是隔三岔五的就会闹将起来。
广西即穷且苦,又山深林密,大部分人口都是居于山区的少数民族。
大明朝廷对广西山民的政策,总得来说,是没有任何偏向。
但是于广西山民而言,没有偏向就是最大的偏向。
广西山民民风野蛮,土司私法盛行,而广西官员却总是拿治理汉人的那套法规来约束土司,久之矛盾日盛。
为了使山民土民听话,广西官员们利用广西无盐的特点,严格掌控食盐的流通渠道。
常常以断盐来威胁在深山居住的广西土司们服从自己的政策安排。
而有些则是用断盐来逼迫土司们答应他们中饱私囊,甚至是逼其为奴的不法目的。
所以在广西,时常有不堪忍受贪官盘剥的土司杀官造反。
只是由于广西的土司势力众多,难以形成统一战线,又没有如贵州播州扬家这般的大土司能居中指挥。
是以一直在小打小闹,但是常年这么闹下去,对朝廷财政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如果放开盐政,真的能平抑盐价,同时又能保证朝廷收入不减,还能安抚广西乱民,那也不失为一石数鸟的良法。
就在此时,万历皇帝心头悚然一惊,这可是国策,朱由校年纪还小,如何能懂得这般多,莫不是侯平教他?
一个小小五品官,试图影响国策,难道包藏了什么祸心阴谋?
万历皇帝忽然脸色便阴沉了下来,冷冷的问道:“太孙所说,都是侯平教你的?”
朱由校见万历皇帝脸色阴沉下来,不由自由的哆嗦了一下,赶紧回道:“不是,夫子只教了孙臣一些商道准则,关于盐政的问题是孙臣自己想到的,现在漷县的商道渐渐繁荣起来,孙臣也看到了很多与京城不一样的东西。漷县的商税远高于其它地方,但是由于吏治清明,商人反而愿意来漷县做生意。
商人在漷县,只要正常缴纳官府的税收,就可以安心经营,虽然看似缴纳的税银很重,但是比起在其它地方,要面对各级吏员无止尽的盘剥则省心的得多,加上漷县的百姓富裕,总能把钱挣回来,所以最近来漷县的商人越来越多,以后商业只会越来越繁荣。
可是现在漷县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盐太贵,盐的价格居高不下,百姓要将大量的银钱都花在了盐上,就没有钱去做其它消费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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