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鸿雁成群结队，落到了河岸边的礁石之上。礁石很稳当，鸿雁站的位置更高，视野更开阔，它们开心地饮水啄食。
这群鸿雁已经不是初来乍到的新手了，它们更加熟悉当地环境，拥有了更高一些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拥护和认可。它们通过自己的能力创造价值，获得收入，所以能够踏实地饮食。
所以说，一个人若是有才能、有贡献，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较稳固的位置，有利于以后的发展，吉。
商辂（1414年-1486年）的科考成绩比彭时更好，他先后参加乡试、会试和殿试，接连考取解元、会元和状元，这就是所谓的三元及第，又叫连中三元。
三元及第是封建社会读书人渴望得到的最高荣誉。但在我国古代一千多年科举史中，真正斩获三元及第的人只有区区十二人。
明朝三百年科举，满打满算只有黄观、商辂两人三元及第。即便强如解缙、于谦、杨慎、唐伯虎等人也无缘这个殊荣。
黄观曾受建文帝重用，在靖难之役中回天无力而投江自尽。根据明史记载，他会试、殿试皆为第一，但是否乡试第一摘得解元存在争议。
因此在明朝，只有商辂才是无可争议的三元及第。
他从小聪敏好学，是古往今来勤奋读书的典范。因为家境贫穷，买不起蜡烛和灯油，商辂便从山中砍来松明照明，废寝忘食地学习知识。因为买不起纸笔，他先是划沙学字，后来又用烟灰兑水来练习毛笔字。
天才加上勤奋，使他小小年纪就获得了极高的文学才能。相传他十三岁时，私塾先生出上联：岭上古松，仰着龙头望月。
商辂瞧见窗外一丛新竹，触动灵感，随即对出下联：园中新竹，钻出凤尾朝天。
商辂以科考入仕，在土木堡之变中支持于谦，反对南迁，后拥立朱祁钰登基为帝，奋力抵抗瓦剌，年方三十六岁即跻身内阁。
仕途高歌猛进，未必一定就是好事。明英宗夺门复辟后，他作为朱祁钰旧臣，被贬为平民。
公元1467年明宪宗时期，他再度被起用入阁并上陈述八事。这八事分别为勤学、纳谏、储将、防边、省冗官、设社仓、尊崇先圣、广造士法，明宪宗一一采纳。
商辂既有于谦式的刚正不阿，又具杨士奇一般的宽厚有容，被时人称作“我朝贤佐，商公第一。”彭时去世后，他接任内阁首辅一职。
在多位贤臣的辅佐下，朱见深虽然懈怠朝政，久不见朝臣，依然多有建树。
明代漕运方法经过三次比较大的改革。其中，明成祖朱棣开始推行支运法，明宣宗朱瞻基推行兑运法，明宪宗则开始改兑运而为长运。
明成祖在凿通会通河与江淮河道后，将漕粮由海运改为河运。他在河道沿线设粮仓，然后将河道分为淮安至徐州、徐州至德州、德州至通州三段，由军民接力棒一样运送至京师，这就是支运。
支运在一定程度能够节省百姓运粮时间，但收效甚微。水路运输行程缓慢，中国疆域又非常广大，即使分为三段接力运输，往返时间最长仍接近一年，极为耽误农业生产。
明宣宗于是推出兑运法，老百姓只需支付相应的路费和耗米，由官军代为运输漕粮。这样，老百姓可以专心耕种，官兵的军饷也有了额外来源。
但兑运法也存在漏洞，具体来说，它没有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按照兑运法，各地粮户要把漕粮运到指定的粮仓才能兑运。这意味着粮户仍然要花费劳力运粮，而在入仓时官军又会巧立名目勒索一番，依然劳民又伤财。
明宪宗推出的长运法，由官军承担全部漕运任务。粮户在路费和耗米之外，每石漕粮增缴一斗渡江费，然后将粮食送到当地码头的仓库即可。
随着江南各地码头粮仓逐渐完善，长运法成为江南漕粮运输的主要方法，极大解放了当地农民的生产力。
因为国力不济，粮仓等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在江南以外的地方，依然存在相当比例的民运。
经历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后，明朝经济发展受挫，时局还处在动乱之中。为加强军事，稳定局势，明宪宗多次整顿军队，确立了十二团营制度。他将四十万在京部队划分为一等精锐团营与次等候补军队，明确建制，减轻劳役，加强了部队的凝聚力的战斗力。
面貌一新的明军，先后赢下了对女真族和蒙古族的战争。
被蒙古人赶到建州三卫居住的女真人，这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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