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雷声很大，一阵紧似一阵，使人恐惧慌张，双腿抖抖索索走不成路。因为内心不安，眼睛就东张西望，四处乱瞥。
连路都走不稳了，出兵打仗万万打不赢。再加上心神不定，视线都不能聚焦，做什么都做不好。
此时此刻，一动不如一静。
既然乱动危险，那就应该安静下来，沉稳下来，静观其变。
这时候我们发现，原来雷没有伤到自己，但是伤害到了附近的邻居。那我们更加不能乱动，因为原地静守是安全的，如果不小心向前走进雷区，反而就危险了。
我们不要去拉帮结派，不要去打探消息，不要搞得自己东张西望、抖抖索索就像一个小偷。我们如果没事找事，就会像两口子一样，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不可开交，搞出很多麻烦事，最后收不了场。
所以说，我们一旦乱了方寸，就要先停下来，好好看一看，认真想一想，
每临大事有静气。稳得住，是一种很靠谱的品质。
明宣宗处理朝政松缓得宜，张弛有度，是个稳得住的皇帝。但他也有稳不住的时候，因为他有普通人的两个通病：贪玩和偷懒。
明宣宗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诗文俱佳，中国画水平也堪称一流。文艺皇帝通常都有雅好，明宣宗的雅好是射猎、乐游山水和斗蟋蟀，时有“太平天子，促织皇帝”之美称。
这本没有什么问题，谁没有一点业余爱好呢？只不过明宪宗酷爱斗蟋蟀到了疯魔的程度，为此他甚至不惜破坏朝廷的用人制度。
据说苏州一带的驻军热衷于捕捉蟋蟀，因为这是没有危险的升官发财之道。若是捉到一只铜头铁背的上好蟋蟀，功劳竟与上阵取敌首级相同，可以获得世袭的官职。
相比滥封藏僧，这只是小巫见大巫。
明初皇帝尊崇佛教但有节制，积极扶持却不滥封。但明宣宗对藏僧礼之益厚，从他开始渐开明朝皇帝过度崇奉藏传佛教之门。他不仅大修佛寺，封号也是五花八门。不仅有大国师、国师之类封号，而且还有品级。如大国师为四品，国师为五品，禅师为六品。他甚至加封过正二品的灌顶国师，赐二品镀金银印。
这种无功受禄的封赏，无形中打破了正常的选任、晋升制度，对澄清吏治大为不利。
明宣宗为明王朝埋下的最大祸根不是斗蛐蛐，也不是封藏僧，而是重用宦官，并且还让宦官有文化。
明宣宗要写诗绘画，要乐游皇家园林，要斗蛐蛐，还要带着后宫嫔妃礼佛，那他必然没有太多时间一五一十批阅奏章，为票拟批红。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找一个人或几个人帮他批红即可。内阁大学士们本来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偏偏不能用。
批红权，是决策权的一部分。
内阁学士已拥有了议政权和行政权，若是再得到批红的权力，那就等于是事实上的宰相。明宣宗如果敢这么做，他太爷爷朱元璋搞不好会半夜托梦，痛骂他这不孝子孙。
所以，明宣宗选择了司礼监的太监们。
秉笔太监本就是帮皇帝做批红工作的，掌印太监则帮皇帝盖印章。批红加上盖印，才是完整的决策权。
用司礼监的太监帮他批红，既可以避免决策权落入内阁学士之手，而且宦官乃是皇帝的家仆，看起来更加信得过。
于是公元1426年，明宣宗下令设置内书堂，指定翰林学士教宦官们读书识字。
明宣宗这么做，初衷是使宦官们办事更迅速，更有效率。然而他选择性地忽视了一个严重问题：当宦官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并获得处理公文的权力时，宦官势力将不可遏制地崛起。
宦官能代表皇帝，尽量做出最合适的决策吗？
显然不能。
我们抛开地位、眼界、能力方面的差距不谈，单纯从制度上看就有巨大的差异。
内阁大臣、六部官员尚有机会与明宣宗当面商量工作，但他们没有机会也不能和宦官讨论工作，也不可能和明宣宗一起复审宦官们的建议。
这意味着，即使最高明的宦官，也只能一个人拍脑袋提出建议。如此建议的质量和水平堪忧。
更何况，这些宦官一旦心术不正，完全可以利用信息差的优势上下其手，从中牟利。
就明宣宗本人而言，他似乎还能控制宦官势力的扩张。但皇帝的特权已交给宦官打理，他们迟早有一天会滥用手中权力，对朝政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明宣宗已经来不及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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