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牵绊的遁隐，如疾病缠身一样艰险。畜养仆人和妾室，吉利。
如果有太多的牵挂，有太多的七情六欲，显然是不合适归隐山林的。好比一个落发出家的僧人，如果还记挂着酒肉和美色，多半是个酒肉和尚、花花太岁，迟早要还俗。
当然，很多人会说：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朋友们，我们是得有多高深的道行，才能做到不拘泥形式而守本真呢？
我们如果不能做到返璞归真，就千万不要用酒肉穿肠过和大隐隐于朝，来为自己的口腹之欲和权力欲望找借口。
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会不知不觉侵蚀内心，让人们丧失道德是非，比毒鸡汤还要可怕。
如果我们仍然还有牵绊，怎么办？
人生在世，怎么可能完全没有牵绊？重点在于如何取舍，断舍离，是一种智慧。
大概从东汉末年开始，我们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似乎很少听到儒家这个词了。
真是奇怪啊。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所谓的儒学家、经学家一直不绝于耳，就连皇帝也以善读儒家经典而自得。但是魏晋南北朝期间，突然之间，我们听到更多的是玄学，是隐士，是佛学，是禅机。
严格意义来说，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三千年，这个说法是不够准确的。
孔子之前的中国社会思想主流，能说是儒家的吗？就算勉强点头称是，那也是儒家生拉硬拽过来的。
有人会问：其他诸子百家为何不生拉硬拽？因为儒学理论要厚古薄今，要直言今不如昔，而其他学说却不必，所以他们缺乏生拉硬拽过来的动力。
就算儒家兴起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也未必就是独领风骚的思想流派！我们应该还记得，战国时代极盛的也许是黄老之学。
实际上，五千年中国文明，儒家思想起起伏伏，大约有五个兴盛时期。而吊诡的是，每一个儒家的兴盛时期，紧跟着的必然是漫长乱世。
儒家的第一个兴盛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其乱自不必言。
第二个在西汉末期，接踵而至的是王莽篡汉。而王莽这个一度堪称模范的儒生，从此被驱离出儒家队伍。
第三个，恰好发生于唐德宗时期，只不过影响极为有限。
第四个是两宋时期的程朱理学，很快便有了第二次衣冠南渡，南宋偏安一隅。
第五个时期最为漫长，贯穿明清两个朝代。伴随而来的，是两千年封建帝制的没落，是繁荣强盛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五次兴盛，伴随五次罹乱，就算只是巧合，这个巧合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儒学兴盛的时候，尤其明清时期以“四书五经”统一三观的时候，儒林多礼似伪，多仁如衰，多理近暴。
但儒学真的很不堪吗？
当然不。那么儒学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它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也许我们可以读读韩愈的《原道》。
唐德宗年间，在工诗善文的皇帝支持下，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以白居易、刘禹锡为代表，掀起了诗歌的现实主义潮流。
无论是韩柳的古文运动，还是刘白的新乐府运动，都强调要言之有物。所以，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而韩愈则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他要阐明的“道”，是儒学之道。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在《原道》中开宗明义，定义了儒家的仁义道德。
然而，儒学不兴久矣！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
什么意思？
周道衰落了。自从孔子去世以后，秦始皇焚书坑儒，黄老学说盛行于汉代，佛教盛行于晋、魏、梁、隋之间。
确实，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六百余年来，儒家，这个曾一家独尊的思想学派，似乎被人们刻意遗忘了。
所以，韩愈提出了复兴儒学的主张，建议堵塞佛老之道，使儒道流传。难怪北宋文豪苏东坡誉之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但佛老之学真的那么好禁么？
东汉末年，儒学的繁文缛节令士大夫厌倦了。他们转而追求自身的性灵和思想的解放，道家玄学思想于是兴起，便有了率直通脱的魏晋风度。
而李唐皇室奉老子李耳为老祖宗，唐高宗李治更是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他们怎么可能不推行黄老之学？
佛家思想，甚至比道家更难禁。因为在民间，佛家已与老百姓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共鸣。
释迦牟尼当年在菩提树下苦心证道，得出四字圣谛：苦、集、灭和、道，成为佛教的基本教义。
所谓苦谛，指芸芸众生，众生皆苦。人生一世，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蕴炽盛八大痛苦。
只这一苦字，便令黎民百姓感同身受，情不自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