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傻子教授说，宣德七年七月初八，郑先生船队抵达满刺加国，先送巫宝赤纳回国复命，然后前往暹罗国宣读明宣宗的敕书，告诫其“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 具体如何交涉，不得而知，但郑先生往返满刺加和暹罗两国之间，忙了一个多月，才调解妥当。八月十八日，船队到达苏门答剌，然后去阿鲁、那故儿、黎代、南渤利等国访问。
黄梅导游说，前几次下西洋，郑先生已在这些国家举行过封王仪式，赐其国王或酋长玺书、彩币、御窑 瓷器等物。事实上，郑先生船队，又名取宝船 ，他所率领的部属，本就是押送朝廷物资的军队，从西洋各国猎取珍珠、玛瑙、香料、奇禽异兽等“宝物”，运回国之后，主要是供 皇帝和贵族享受。这些宝物，并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
沈明贵给刘傻子出难题说：“刘傻子，我想考考你，你说说，在郑先生下西洋的船队中有几种类型的船舶。”
刘傻子听到穿越号机器人手机与他沟通，便说，第一种类型叫“宝船 ”。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 ，载重量八百吨。这种船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船只。它的体式巍然，巨无匹敌。它的铁舵 ，须要二三百人才能举动。第二种叫 “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第三种叫“粮船”，它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第四种 叫“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第五种叫“战船 ”，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
海洋专家高敏说，郑先生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可以说 ，郑先生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船队。
文史作家于张喜说，阿拉伯旅行象伊本·白图泰的游记中早已记录中国巨大的 12 艘帆可载千人的海船。根据南京静海寺郑和所立残碑记载，郑先生首次出海宝船为“二 千料”，据推论，折合长约为二十丈，宽六到八丈左右，载重量约为五千吨。根据《郑和 航海图》，郑先生使用海道针经，结合过洋牵星术，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
郑先生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 ，郑先生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 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的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夏青教授说：“郑先生下西洋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天文航海技术。 很早以前，中国就可以通过观测 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先生船队，将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 ，人们称 ‘牵星术’。”
黄梅导游说：“二是地文航海技术。郑先生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
杨扬导游说：“三是《郑先生航海图》。《郑先生航海图》记载了五百三十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三百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十六个，还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 礁、山脉和航路等。”
刘傻子教授说：“郑先生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伟 大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先生下西洋的伟大航程。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发展。明成祖自认为是‘奉天 命天君主天下 ’的‘供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
张洪德教授说：“和历代功利主义的封建帝王一样，明成祖也要宣扬国威，向外示富。到了永乐年间，由于国力强盛，明成祖向异域显示中国的富强，对明朝初期对海外的消极政策深表不满，故朝廷对外政策为之一变。他即位后， 便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此举无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
夏青教授说：“郑先生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 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是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
从 1405 年开始，在二十八年间，郑先生率领中国大明皇朝的两百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七次造访各国。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估计 ，1420 年间，中国明朝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三千八百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
张洪德教授说，今天，西方学者专家们也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先生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 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其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 ，中国的海军纵横大洋，实现了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间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
刘傻子教授说：“这一盛举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禁海政策， 开拓了海外贸易。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享、真蜡、古里、暹罗、阿 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 ，最远曾达非洲东岸 ，红海、 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欧阳旭副教授说：“这些记载，都代表了华夏的航海探险的辉煌，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八十多年。当时 ，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持续 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郑先生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先生时代的中国，则 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 ，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 ，厚往 薄来。”
郑先生下西洋期间所做的海外政治干预中 ，以长远影响来看，最重要的是操纵马六甲 海峡—往来中国及海洋贸易的要道，选择扶植强盗头子拜里迷苏剌，于 1409 年，郑先生授与其国玺及皇袍。拜里迷苏剌曾亲自往中国朝贡，使其在马六甲沼泽地的据点，成为 日渐富庶繁荣的商业中心。
张洪德教授说：“当郑先生的船队到达木古都束时。国王亲自迎接，设宴款待。郑先生向国王和王妃赠送了丝织品陶器和茶叶。国王送给明朝皇帝一只珍贵动物，叫做‘麒麟’，也 就是非洲长颈鹿。”
华夏的丝织品、瓷器受到一些欧洲国家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 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 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先生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
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明太祖于 1389 年编制的《大明混一图》就是实例。 明成祖朱棣进一步对外扩展海外贸易，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华夏唐、宋、元朝以来，造船技术发达，中国古代罗盘与火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 为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永乐帝明成祖，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宣扬大国 国威。元朝时华夏的远洋贸易，非常发达。拥有当时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几个港口，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还有大量的民船和商船 ，为后来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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