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隔空向离石介绍金钩赌坊的各种娱乐项目。
“公～子！”金钩赌坊的娱乐项目繁目，有六博、樗蒲、双陆、斗鸡、加杠、加注等项目。
这么多既好玩又刺激的游戏，总有一款是公子喜欢的，你看…
离石觉得这太巧合了，难道有个赌徒也穿越重生在这个异世界？
离石想起前世，赌博就像反反复复的牛皮癣伴随着汉民族一起成长，汉民族早就认识到了赌博的危害性，但也没能根治赌博。
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活动呈现畸形的繁荣景象。
当时社会流行六博、樗蒲、双陆、斗鸡等多种博戏。
第一种就是六博。
六博，就是一种具有一定赌博性的棋类游戏。
双方各有六枚棋子（六黑六红）又有骰子六枚，故称为“六博”。
六博号称“博戏之祖”，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赌博玩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六博”更成为重要的赌博方式。
而后在以六博为基础上，又诞生了林林总总很多种新型游戏，从形式上来说较为丰富，出现了一些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的博戏形式。
六博曾在魏晋时流行过一段时间，这从当时文人所作游仙诗往往涉及至六博可略窥一二。
如曹植的《仙人篇》，张正见的《神仙篇》。
这些名人，就是赌博业的活广告，名人效应古就有之。
不过，随着社会上流行樗蒲、双陆等更为有趣而富于刺激的博戏受到了赌徒的追捧，六博逐渐遭到人们的冷落。
《颜氏家训·杂艺》称之为“数术短浅，不足可玩”。
第二种是樗蒲。
樗蒲，也作“摴蒲”，早期的樗蒲需要有枰（供行棋所用的樗蒲盘）、桮（供掷彩所用的杯子）、齿（博齿，共五个，每个都刻有彩名）、马（相当于现在的棋子）、矢（供计算齿彩用）、筹（也就是赌注），等六个要素共同构成。
参与者首先掷骰子，而后行棋，其玩法较为复杂，短时间内不能得出胜负。
一些参与者为了能够更快的决出胜负，便对樗蒲进行了简化，使之成为只需要通过投掷骰子比大小以决定胜负的博戏。
经过简化的樗蒲，其随机性较大，参与者主要是依靠运气取胜。
由于樗蒲以投掷决定胜负，快捷简单，所以，用樗蒲赌博自产生以来即为人所喜爱，简化后的樗蒲进入中原之后更是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贵族、士人之间，以樗蒲为常事者如过江之鲫。
而现在前世所看到的六面形骰子，也正是从樗蒲中演化而来的。
可以说赌博的发展，从形式到内容再到参与度上都有力的推动了博戏的演化与发展。
离石站在更高的角度，以前世的思维分析着赌博盛行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成风，这是时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虽然赌博不是一种积极健康的文化，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也自有其流行的原因。
在这一时期，因为参加赌博的广泛性和赌博形式的多样性，其流行的原因既有共性也有特性。
一是社会享乐之风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不稳定，个人生命不稳定，享乐主义盛行。
在魏晋南北朝，不少人面对乱世，生命无常，在生活上抱着尽情及时享乐的态度。
在此期间，加上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与确立，使得门阀士族们的权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政治格局。
这些贵族和地主们把持朝政，左右皇室，生活上也更加奢侈腐化。
他们酗酒、服药、赌博，甚至争奇斗富，以各种方式来挥霍享受、及时行乐。
晋代，赌风很盛，究其原因，其实与当时门阀士族地主生活腐化、行为荒诞、思想空虚的风气有密切关系。
不仅是一般无所事事的贵族子弟，就是一些诸如谢安、桓温等一批所谓的成功人物，对赌博也乐此不疲、沉迷其中。
二是儒家礼制的失效。
儒家思想认为赌博是不劳而获、是以欺诈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
尤为重要的是上下、贵贱、尊卑的界限被赌博扰乱,也就是违反了儒家所提倡的“礼”，“礼”作为统治思想,是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的核心。
在“正常统治”之下，统治者都会反对赌博。
凡是儒学强化的时代,对赌博的道德约束和法律控制就特别严厉，作用也特别明显；
反之，在儒学受到冲击，儒家思想较淡化的时期，其控制力则减弱，赌博也随之活跃。
这构成了中国赌博史和禁赌史的一个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动摇了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使这一时期成为一个思想文化相对活跃和自由的时代，一个道德标准多元化的时代。
此时的不少名士, 大都蔑弃礼法，崇尚老庄，他们大都主张能够“适性”，他们所强调的正是“足于其性”。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权威地位的丧失,社会思想的混乱，儒家思想的伦理纲常和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被质疑。
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摆脱传统道德观念约束的现象——追求享乐，讲求功利而不受所谓礼义、道德的约束。
当时社会流行赌博也是这种思潮的表现或结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