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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峒先生就是徐奋鹏，他是万历朝的著名史学家，写了几十本史评、史地著作，评论历史资料详实、立论公允，于天下有莫大名声。
因为他在临川笔架山下设馆收徒，所以被世人叫做笔峒先生。
徐奋鹏的历史思想在前世传入日本，被许多日本汉学家认为是“治国良方”，甚至对明治维新的思想进程都起过指导作用。
他的书之所以有如此效果，就是因为徐奋鹏在评论历史之时严申华夷之辩的倾向非常强，在民族主义这一块属于明代的激进派，甚至能启发两百年后日本的维新思想家建立“大和民族”认同。
李如一得知《民族国家论》的大内容之后就找来了徐奋鹏的杂文比对，此时他先翻开徐奋鹏的《徐笔峒先生文集》卷八，找到那篇阐述徐奋鹏历代王朝正统问题的《古今正统辨》又看了一遍。
徐奋鹏在这文章之中以明初大学者宋濂对于朱元璋的称赞“功高万古，得国极正”开始论述，认为宋濂之所以说朱元璋得国极正，不是因为他顺应民心获得百姓支持，而是因为他“迅扫胡腥，再开天地”。
他进一步阐述，以为明朝是把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给赶了出去建立的国家，所以从上古的唐虞三代以来得国之正统者，第一就是明朝。
接下来徐奋鹏继续分析表示：用这个标准来看，汉唐宋在开国之时都没有将少数民族政权清理干净，他们的政权不是从“胡腥”手上夺来的，所以他们比起大明都可算是伪朝——“以此方之，则为汉唐宋，皆闰位可也”。
徐奋鹏的《古今正统辨》认为一个朝代开创的最正统方式就是带领汉人通过攻击其他民族而建立，除此之外，无论这个朝代取得再大的成果，都不算是绝对正统。
李如一对于徐奋鹏的文字和思想还是颇为赞许的，此时的文人普遍对于华夷之辨有相当强的执念，而且李如一一家比大多数此时人还要痛恨蒙元。
李如一祖上并非江南人士，而是嘉靖以后从西北迁来，李如一的祖父李诩自己就在回忆录中写过他们家因为在关中，曾经见识过蒙古人入侵，因为痛恨蒙古人，顺带着都讨厌元朝的国号，李诩写书时会故意把“元”字用“原”代替，比如把“洪武元年”写成“洪武原年”。
不过哪怕是李如一，也觉得徐奋鹏“汉唐宋皆闰位”的观点有些太过偏颇，宋朝怎么样不去说他，大明的读书人对于汉唐还是十分尊敬的，再怎么样他也无法说服自己汉唐也是伪朝。
看完这文章再品味一遍，李如一总觉得徐奋鹏文字虽然激昂，但是旨趣并不高，他的书中有一种对于关外领土“求而不得，不如毁去”的悲愤意味。
而且这种叙述对于此时的大明来说也不完全适宜，如果说只有汉唐，故土才是大明的土地，那么大明哪还有对奴尔干都、司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土地的声索和实控权力？
徐奋鹏越是极端，李如一越感觉他文字之中没有底气。
放下徐奋鹏的书，李如一又拿起《民族国家论》开始阅读，只是稍稍看了几句，他就觉得眼前一亮。
和徐奋鹏满纸悲愤的文字比起来，王文龙的文字非常理性。
两人的主旨其实都是号召明人建立一种民族主义思想，不过相比之下徐奋鹏的民族主义非常狭隘，让人一看就觉得难以推行，而王文龙的想法则是一步一个脚印，证明过程环环相扣。
徐奋鹏直接把所有的少数民族政权斥为“胡腥”，认为少数民族都要被赶走，实行绝对汉人统治，而王文龙却认为应该让少数民族也可以建立中华认同。
王文龙解释此事直接用了北宋大将呼延赞的故事。
描写呼延赞一家故事的《呼家将》在此时和《杨家将》《薛家将》一起成为三大家将小说，流传极广，市井百姓不少都听过大宋忠孝王呼延家满门忠烈的话本。
王文龙指出呼延姓出自匈奴，但是到宋朝呼延家族显然对中华民族相当认同，呼延赞为宋太宗冲锋陷阵，赤胆忠心，北宋末年呼延庆还出使金国，受尽苦楚，依旧完成任务。
呼延氏显然不会认为自己不是宋人。
他又举例出鲜卑氏、慕容氏这些姓氏，这些氏族当年也是带着族人内附中原王朝，日久年深后这些姓氏也已经就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份子，和出自中原的其他姓氏后人有一样的认同。
将两人的书对照在一起阅读，李如一觉得徐奋鹏的汉人王朝执念其实就是王文龙所分析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想，只不过似乎是王文龙所说民族主义中偏于狭隘的那一种，有点类似于王文龙书中欧洲人的“纯洁民族思想”。
当李如一读到《民族国家论》对于未来中华民族的展望，他忍不住击节赞叹。
王文龙表示对于中原王朝来说，由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太多，不可能像分裂的欧洲国家一样形成单一民族国家，中原王朝所要构建的民族主义，无论是用汉民族去压制少数民族，还是用少数民族压制汉民族，未来一定都会失败，只能走民族团结同化的路子。
而这样的民族团结，很可能在被侵略或者是团结对外殖民的过程中实现。
李如一已经被王文龙的理论所说服，他觉得如果大明能够对外殖民扩张，说不定就能够像王文龙预言的一样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认同。
他反复翻阅着《民族国家论》，终于忍不住提笔写出文章：
“王建阳有感于大员岛闽人助倭之事，写作《民族国家论》，其目的并非批判，而是倡导建立‘民族主义’。余观如今谈建阳所谓‘民族主义’之人，其实皆说华夷之辩，此辨究其根本乃是出自方希直《释统》一文。”
“方希直以为天下有‘正统’‘变统’二种，唐虞三代及汉唐宋、本朝，其主有爱民之心，为‘正统’，五胡十六国之君，因其主不可守正，故为‘变统’，然而蒙元是正统是变统？为此一讨论，便是今日华夷之辩之滥觞。”
“……如今王建阳《民族国家论》格局又超华夷之辩，一扫百多年间讨论之窠臼，别开一篇章，日后当可称为‘民族之辨’矣。”
方希直就是方孝儒，这位在朱棣攻占京师后拒不投降、被凌迟处死、诛灭十族的大臣是明初绝对的文坛领袖，整个明代“华夷之辨”的讨论起自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在方孝孺写出文章之后日渐传开。
《民族国家论》提出了一种比“华夷之辨”更有可行性的民族构建方式，而且理论详细，见识远超此时的其他民族主义作品，流传到江南之后，自然很快就受到众人追捧，各报纸都出现讨论此书的文章，在府县学中也经常有人为此书激烈讨论，发表观点。
而李如一所写的文章在这些观点之中是最出挑的，特别是他提出的“民族之辨”说法切中要害，居然不胫而走。
方孝孺的官方评价在朱棣死后就已经改变，此时更是已经被文人捧上神坛，虽然大明官方没有追封他任何官位，但是方孝孺的牌位已经进入南京官方的表忠祠。此时民间对于方家后人极为照顾，嘉靖年间还出过松江府的文奸为了谋求名声自称是方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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