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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6章经济学鼻祖

    后世人提起申时行的名字,往往觉得申时行是万历朝中早期的重要人物,当发现申时行一直活到了万历末年之时不少人会大为惊讶。

    因为辞官之后申时行在家中真没做什么事情,人生最后二十几年时光,他这个人几乎就从历史舞台上完全退场了。

    也不是申时行不想做事,其实申时行一直在等待。

    申时行这样的人物想要再次出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皇帝励精图治,再次任用老臣。最开始申时行还真抱着这样的希望,但是看着万历皇帝日渐颓废,申时行终于心灰意冷。

    闲居九年之后,现在的申时行精神矍铄,比自己五十几岁时精力还要旺盛。可身体再好也没用,他已经被丢到老而无用的地位。

    申时行如今自号“休休居士”,将自己的书房也取名作“赐闲堂”,无不透出一种悲凉之感。

    他花费了两天时间阅读《国富论》后,终于还是忍不住提笔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写信。

    申时行的长子申用嘉早年靠着申时行的提拔以举人功名出仕,此时已经当到贵州按察副使。

    他的次子申用懋就更厉害,二十三岁中进士,此时已经是武库司员外郎,发掘过李成梁、李如松等名将。

    申时行摊开稿纸给二子写信,落笔飞快:

    “近日手头得到王建阳所著《国富论》半部,洋洋洒洒几十万字,无一字可删改,你在外为官,要想造福百姓,需了解此经济学问,所谓劳动分工、商品货币、市场流通……今将此书共两部寄于你等,务必通读之而后写就读后感,两月之内寄回苏州,看日期上火漆印为证。”

    能培养出一个举人一个进士,申时行的家教非常严格,虽然两个儿子都已经四五十岁,但是他依旧用教小学生的方法要求两人。

    申时行觉得《国富论》对于经济治国实在大有用处,于是直接要求两个已经当上大官的儿子限时写出读后感,还必须要他亲自查看,方能证明两人用心读书。

    不只是申时行,当《国富论》首部出版之后,许多高门大户都主动去找书种堂求购。

    除去一些附庸风雅的有钱人,许多真正爱读书的读者都被《国富论》的上半部给震撼。

    作为书坊主袁无涯自己就在接下来出版的时文选集之中下场写评述:“此书洞见经济发展之本质,不单为经商之法门,更是经世济国之要旨。”

    这本书之中介绍的大量经济学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同时吸引许多读者关注的还有《国富论》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

    《国富论》和这时讲述理论的书籍完全不同,夹杂着大量的逻辑推演、思想实验。

    这都是此时写议论文的人,从来没有试用过的方法,好多读者在读《国富论》时就大为惊讶,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理论文章还可以这样写?

    书种堂全力印刷《国富论》,以此时书坊的印刷速度,赶工出一批雕版大概需要两个月。

    《国富论》的上半部以最快速度上马,日夜赶工只求能够快速出版,从雕刻到印刷出品还是用了一个多月,而且首版一千部迅速销售一空,而之后书种堂的刻板都来不及维修,订书的书商和客户就已经将门槛踏破。

    这样的大书使用蜡版印刷法卖不上价钱,对于袁无涯来说收入会减少很多,他只能继续使用雕版印刷,于是连忙派人去福建招刻工。

    即使这样书种堂也只能赶工《国富论》的上半部,先满足市场,再印下半部,全本的国富论至少要等到年末才能出来。

    这书到底还是太复杂,哪怕王文龙写作之时已经尽量将之简化,使得大明的读书人能够读懂,最后的作品依旧有四十多万字。

    一些小作坊弄到原本翻刻,却发现把王文龙的原作稍加删改读者就读不通,如果想翻印就只能按照原文进行。

    可这样一来字数就太多,翻刻的利润将会十分微薄,所以除了一些骗钱的作品,盗版的《国富论》迟迟没有发行,翻刻的书坊都在挠头想着怎么精简呢。

    三吴市面上《国富论》的名声越传越响,但许多人始终都没有办法弄到书籍来阅读。

    直到袁无涯赶工出第二版三千本《国富论》,许多已经等的焦急难耐的读书人才有机会看到此书。

    他们听说过这书的名气,以为这是一本儒学高论,但是翻开之后几乎无不惊讶——一个由严谨的逻辑思维解析出来的经济世界清晰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震撼感实在太强,书种堂的《国富论》印到第三千本时,苏州就已经出现了专门讨论此书的文会。

    只因为《国富论》在苏州的问世正当其时。

    雇佣劳动在此时的三吴已然非常盛行。

    明末之前的雇佣往往是一种副业,农民在农闲之时才进城打工,而到了此时的万历年间三吴已经出现了专业的雇工阶级。

    同时此时三吴大的机户家中有织机十几台,雇工数十人。

    当作坊大到这种程度,业主就已经不需要从事手工劳动、也不需要再亲自监督工人,大机户依旧要照看自己的生意,但是方式已经成为招工头看机器,自己则负责制定再投资方案。

    类似的窑户、灶户已经成为运营资本的资本家,而非亲自动手劳动的小工厂主。

    就在今年,收税太监孙隆在苏州征税,规定机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直接促使民变,而民变方式是“机户罢织”——工厂主发现自己不生产就可以对抗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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